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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青山影在波

想雪泥飞鸿,蜉蝣寄世,蜗角营营,苦乐何事?对半壁书,煮一壶茶,闲看云卷花开

 
 
 

日志

 
 

夏天的敦煌——常书鸿  

2010-01-17 01:44:54|  分类: 我家在敦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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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满族;(1904—1994)生于浙江杭州,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并留校任美术教员。1927年6月赴法国,10月考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为公费生。1932年夏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并通过里昂油画家赴巴黎学习的公费奖学金考试,1933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参加者有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陈之秀、王子云、余炳烈等20多人。在此期间所绘油画《梳妆》、《病妇》、《裸女》静物画《葡萄》等作品,曾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葡萄》后来被时任法国教育部次长亲选,收归法国国有,《沙娜画像》被巴黎近代美术馆收藏(现藏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裸妇》在1934年里昂春季沙龙展中获得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并被收藏,现藏于里昂国立美术馆。在法国国家沙龙展中先后获金质奖章三枚、银质奖章二枚、荣誉奖一枚,并因此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家协会会员。1936年秋回国在北平国立艺专任西画系主任兼教授,并于年底担任全国美展评审委员。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在随学校南下途中,于1938年任国立艺专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并兼教授。1940年秋在云南昆明举办个展,有油画水粉画30多幅,到重庆后离开学校任国民党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1942年在监察院参事陈凌云的帮助下,梁思成教授、徐悲鸿大师、于右任先生等的鼓励下接受并展开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组建工作,任筹委会副主任。1943年3月24日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满目苍凉、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展开了对敦煌艺术的初级保护,壁画、彩塑的考察、临摹、研究等工作。直到1949年尽管工作环境、生活条件、资金来源极其困难;并且在1945年还被当时的直接领导部门——国民党教育部撤销了建制,制使大部分人因此而离开了莫高窟。但是,作为所长的常书鸿先生不单始终如一的将敦煌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持为己任,成为中国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更重要的是:在人才方面不断加强培养、吸收了如董希文、张琳英、乌密风、周绍淼、潘洁兹、李浴、范文藻、常沙娜、段文杰、史维湘等这样一大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造就和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临摹方针,奠定了今天在中国、甚至于在世界都是技艺超群、成果显赫并占领先地位的——敦煌研究院及美术研究所这个古代壁画保护、研究、临摹集体的基础。并对洞窟进行调查,制定洞窟内容表,将莫高窟的洞窟进行系统的重新编号,赴南京举办敦煌艺术展等等。此时期常书鸿先生的壁画临摹作品有:257窟《鹿王本生》、285窟《作战图》、249窟《狩猎图》、156窟《张议潮、宋国夫人出行图》、428窟《萨陲那本生》、《须达拏太子本生》、《四飞天》254窟《萨陲那本生》等。油画创作有《莫高窟下寺外滑冰》、《野鸡》、《古瓜州之瓜》、《雪后莫高窟风景》、《南疆公路》、《敦煌中寺后院》、《三危山的傍晚》、《敦煌农民》、《古汉桥前》等作品。1949年祖国解放后经过调整,至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常书鸿任所长。参加了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炳灵寺、麦积山、天梯山及新疆各石窟等的考察工作。特别是1963—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组织进行了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加固工程。文革其间遭到迫害,制使身心受到伤害,至1977年才完全恢复工作,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至1993年撰写和发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敦煌壁画艺术》、《敦煌艺术》、《从敦煌艺术看中华民族艺术风格及其发展特点》、《新疆石窟艺术》等文章。编辑和组织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艺术小丛书》、《常书鸿油画集》等。敦煌壁画临本有217窟的《幻城喻品》285窟及榆林窟25窟全窟壁画的组织合作临摹等。油画作品有《哈萨克妇女》、《新疆维吾尔姑娘》、《雪后大佛殿》、《榆林窟风景》《林荫道》、《水仙花》、《印度晚霞》、《兰州白兰瓜》、《鱼》、《刘家峡水库》《丁香花》、《万紫千红》、《珠峰在云海中》、《献给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人》等。1959—1962年筹建兰州艺术学院,并任院长;1961年任甘肃省政协常务委员,1962年任甘肃省文联主席、省美协主席,1963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作油画《梅花喜欢漫天雪》、《牡丹》后被浙江大学收藏。1978年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任第四届全国文艺代表大会理事,甘肃省文化局副局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委员。1983年任东京艺大客座教授,1984年作油画静物《大丽花和葡萄》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获荣誉奖。1985年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7年作油画《平湖秋月》、《断桥之畔》、《月季》等,任浙江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并举办了“常书鸿画展”。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作油画《刘丹像》、《桂鱼和酒瓶》、《小青》;1989年作《双鱼》,《紫玉兰》、《敦煌乐舞和飞天》等;1990年作《邓家牡丹花》、《沙漠天宫》、《剑兰》等,赴日本国举办画展,被授予创价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91年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赴日本访问期间作《千年潮水万年石》、《冲绳之树》等,获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和名誉馆长,1994年去世享年90岁。

大概是1935年秋的一天,常先生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分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国之后,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着早日能实现梦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经多方努力,促成了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想。常先生首先担负起了这一重任,为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1943年3月27日,常先生肩负着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心情非常激动,真是彻夜难眠。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于他来说,人生第一次到了如此艰苦的地方。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由此可知,敦煌莫高窟的生活条件有多艰苦。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着,无论困难有多大,其信念一点也没改变。

  到了1944年的秋天,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先生任所长。

然而,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研究所,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是1945年春天。对于任何困难他们都能克服,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面对现实,他毫不犹豫,领导着大家继续干下去。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

  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事业,其余什么也顾不得,只知拼命去工作。为此,妻子因忍受不了这里艰苦生活条件、决然离家出走,丢下两个孩子无人照管,一切落在他的肩上。本来工作中困难重量,妻子离去又是雪上加霜,使他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他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要坚持工作下去。

  常先生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着。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他的一生为莫高窟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本文写于1962年8月)

在敦煌,夏天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莫高窟前岩泉的冰河刚刚化冻,三月间和暖的春风和炽热的阳光,匆匆地把树上的榆钱和地面的首猎在灰黄的沙岩间点缀出嫩绿的新芽。接着,在杏树和梨树的枝头,也迫不及待地开放出与枯枝很不相称的艳丽的鲜花。在冬天以后就不知去向的黄鸭子,这时又在有九层楼高的岩石的隙缝中,卵育它们的小雏鸭。蜜蜂和小鸟的鸣声与树荫路旁水渠中的青蛙的叫声,把静静的千佛洞弄得有点闹意。于是莫高窟前千百枝的白杨和垂柳,一直到银灰色的沙枣,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中迅速换上了嫩绿的新装;于是长满在岩泉的沙滩边的马兰和红柳也开出了花朵……最后,具有西域情调的金黄色的沙枣花,那浓郁的香味,送来了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生的浴佛节的庙会。

这时候粮棉已下了种,春忙季节已告一段落,农人们乘着农忙间歇的空隙,喜欢利用这个传统的节日,乘了汽车、自行车、牛车、驼、马、驴等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携儿带女,带了野餐的锅灶、吃的、用的、玩的,在新店子到千佛洞里三十里的马路上络绎不绝地连成一条走马灯的一般行列。爱玩好闲的青年男女还随带着板胡丝竹,三三两两地坐卧在白杨树的树荫下,或汩汩不绝的泉水前,一时歌声和眉雩曲牌的音乐此起彼伏……爱俊俏的敦煌农村姑娘,头上戴着各式各样塑料的发夹和绸带,在沙滩上收集野马兰的花束。

在庙会的时候,有关部门还组织了临时菜饭点心铺,供应游客的需要。但来自农村的老乡们,还是喜欢将自己带来的小锅小灶,用树林中拣来的枯枝败叶,在泉水畔,树荫里,简单地用土块或石头架起锅灶,就地野餐。在这里,可以听见流行在甘青间的“花儿”、“二人转”和眉雩戏……直到新月的斜影照射在岩泉上发出闪闪的寒光,戈壁滩夏夜袭人的寒气,才使热闹的白昼慢慢静寂!

四月初八庙会一过,在此游息了几天之后,游人们就像来时一样的突然,又匆匆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当敦煌夏天的阳光越来越显得炎热时,东风起处,那些娇嫩香艳的春花,像过眼浮云一般,一刹时消灭干净!于是杏树、梨树、桃树、枣树,都在油绿绿的树下面露出茁壮的果实,白杨与榆树长满了青葱茂密的枝叶……人们一进三危山的峡口,就可以望见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金色沙漠中的一条青葱美丽的织锦!

夏天的敦煌,太阳从上午五时在三危山中升出来之后,一直到下午十时,太阳才从鸣沙山背后落下去。在长夏的日子里,太阳每天挂在天空整整有十七个小时。在这些日子里,在幽暗的石室内部,由于烈日的反光缘故,不用电灯也可以观望壁画和塑像。夏天,敦煌沙漠中的气候也显得特别!中午,在太阳下的温度可以直升到摄氏四十度以上。如果你愿意的话,用一个鸡蛋埋在晒热的流沙中,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烤熟。但这里的空气却是那么干净,那么纯洁,人们只要在阳光射不到的树荫下,就会觉得凉快清爽!在房屋中,只要关闭了窗户,放下竹帘,不使阳光射入,室内总是那么清凉!经过半天的劳动,在午餐后,在静悄悄的连小鸟也不啼一声的环境中,小睡片刻,真是一剂消除疲劳的良药!人们在午睡醒来后喝一杯在千佛洞到处皆是的甘草凉茶,真是精神抖擞,暑气全消!于是人们三三两两地拿着夹衣,甚至带着棉袄或老洋皮,背着工具箱,穿过窟前的热的流沙,走到用柏油铺的林荫路上时,就会感到很凉爽,等走到了洞窟门口时,人们就要准备受一股冲出来的冷气的袭击,于是披上夹衣或棉袄……这时,人们用清醒的头脑,在自己的岗位上,临摹、摄影,或作记录研究。等完成了下半天的工作出来时,傍晚六点钟的太阳还是那样矫健,人们喜欢再用一点时间在集体的蔬菜瓜果园地上转一下,如有成熟的好瓜和该摘的鲜菜,就摘回来一些交给管理员。准备晚膳后,大家在晚凉中围着桌子吃一阵比哈密瓜还要香甜的“古瓜洲”的好瓜——我们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时候,人们最能体会到西北流传的一句耐人寻味的口头语:“早穿皮裘,午穿纱,围了火炉吃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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