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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青山影在波

想雪泥飞鸿,蜉蝣寄世,蜗角营营,苦乐何事?对半壁书,煮一壶茶,闲看云卷花开

 
 
 

日志

 
 

敦煌文物流失过程中的众生相  

2012-02-14 12:50:23|  分类: 我家在敦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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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
敦煌文物流失过程中的众生相

 

斯坦因:

英国探险家,通过称自己是来敦煌取经骗得了王道士掌握的大量敦煌文物,回国后受到热烈追捧,其运走的敦煌文物大部分藏于大英博物馆;

 

王圆箓(俗称王道士):

从他手中敦煌文物流失,但是至死也不明白,人们为何要责难他;

 

蒋孝琬(蒋师爷):

在他的主意和帮助下,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获得文物,并帮助斯坦因运出敦煌;

 

华尔纳:

哈佛考古调查团领队,1924年1月达到中国,他在石窟剥离下26块壁画,搬走了一尊菩萨像,他甚至带了几车胶布去剥取壁画;

 

张大千:

张大千崇拜北魏隋唐风格,为了临摹,他不知轻重剥离了西夏、宋元的外层壁画。由于他根本不具备现代知识概念和相应的能力,经他剥离的外层壁画完全被破坏。北大教授向达正在此地考察说:“张大千氏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尤其令人愤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

 

俄国人奥登堡:

来得早却不懂中国的斯坦因拿得多,来得晚但精通汉学的伯希和拿得精。奥登堡搜集敦煌洞窟内残留的文物。那些已经脱落断裂成碎块的壁画,已经被践踏成泥团硬块的绢画和丝绸被考察队一一清理出来,带着洞内的泥土和尘埃,全部装箱带回了俄罗斯。

 

新疆巡抚何秋辇:

负责运送敦煌文物到北京,却先运到他家截留,把卷子中较长者,截割为数段以充数。这批卷子被其子女以日金8万出售给日本东方学专家羽田亨;内阁侍读学士的李盛铎:伙同何秋辇窃取敦煌文物;

 

伯希和:

法国汉学家、探险家。对敦煌全部洞窟编号,并抄录题记、摄制大量壁画照片.将藏经洞中的遗物全部精选一遍,廉价骗购走大量的藏经洞文献及绢画、丝织品。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品等入藏集美博物馆。

 

英国:大部分被大英博物馆收藏,进行了整理编号,并储存于恒温恒湿房间,六十年代了制作了缩微胶片

 

俄罗斯:收藏于博物馆,专家进行了细致整理,特别是对残缺的毁坏的经卷文物进行了修复;

 

日本:

通过考察队夺取和从官商中购买。

 

清政府:

1910年清政府才做出决定,把剩余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但在运送路途中又遭到一次严重流失,一路上几乎每到一处就失窃一部分,而窃取的文物无非是拿去求官,或拿着卖钱,或纳入私囊。

 

    罗振玉:
    1909年夏天,从日本人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尚有卷轴8000余卷,身为农科大学总监督、学部参事官的罗振玉一再坚持,甚至要求以个人薪俸抵偿,终于使学部左丞乔树楠于8月22日下令发出购买电报,所有8000卷敦煌文献归属学部.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把随身带着的部分卷子在六国饭店展览。罗振玉每日到其寓所抄录,同时上书学部,敦促政府清点藏经洞的劫后残余。

 

叶昌炽于敦煌文物;清内阁大档刚被翻出来时,险些被焚毁,罗振玉听说后把它弄到学部保存,辛亥革命后移到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其中3/4档案被卖了废纸,又是罗振玉在街市看到被贩卖的档案后,追到纸场用3倍的价钱才买回来。

 

    常书鸿
    1944年元旦,以常书鸿为所长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而藏经洞文书在日后成就了一门敦煌学
 
    ......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

王道士,湖北麻城人。一说是陕西人,可能有误。本名圆 ,又作圆禄。大约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农历四月十八日,八十多岁,可谓高寿。从他后来的经历可以表明他大概出身于农家,家境也不会太好,小的时侯读过几年书。以后家乡连年闹灾荒,据《麻城县志》记载,咸丰六年(1856)因为夏季闹干旱,庄稼几无收成,米价飞涨,饿死人之事极为普遍。因此可见王道士的童年生活并不会太美好,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斯坦因给他照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王道士身体矮小,也不结实,正是他从小就营养不良的反映。后来他又因为天灾人祸而逃出家乡,来到西北的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或无家可归,或想到自己的童年与逃难经历而不想回家,也没有合适的事情可做,在那个年月象他这样的人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土,师傅是一个名为盛道的当地道士,给王道士给了个道号,叫法真。

出家当了道士,本该安静地过下去,可是后来他又不满足于现状,也是因为他自己习惯了流浪生活,离开酒泉,向西云游,来到敦煌莫高窟,时间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之所以选择在本来是佛教重地莫高窟住下来,一是因为当时的莫高窟已经是非常的萧条,一片荒凉,但是寺院的香火还是时而接续;二是莫高窟毕竟是个出家人生活的好地方,因为有老百姓的供养与施舍;同时,大概也是因为莫高窟所在地环境清静优雅,在他经过多年的漂泊与流浪生活,没有亲人,狐身一人,衣食无靠,人已半百,体质下降,很想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度过残生。于是莫高窟成了他最为理想的地方,更何况对他来讲,虽身为道士,那毕竟只是在当时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而且当时的敦煌老百姓也佛道都信,于是王道士就大模大样地呆在莫高窟。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此时的莫高窟主要的管理由互为隔墙邻居的"上寺"和"中寺"的僧人看管,但是当时这二个寺院的僧人主要是属于藏传佛教系统的喇嘛,对属于显教的洞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莫高窟完全处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雨淋之中,一片残破的景象。这一点正为王道士进入莫高窟,并充当住持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以修窟补佛的名义,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对佛教的信仰的可能性,以及对莫高窟重要性的一点点认识,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的"三层楼"对面选了一块地方盖了几间茅屋住了下来,并每天扫窟,也外出到城里乡下化缘。渐渐地他和当地的士绅百姓熟悉了,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与莫高窟确立了起来,因此参见了于1906年完工的由敦煌当地乡绅操办的莫高窟"三层楼"的重修工程。此时王道士摇身一变成了敦煌的名人,公然以"莫高窟主持"的身份自居。于是在他就觉得有必要为自己建一处可以代表自己身份地位的建筑,这时他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道士,便用老百姓施给他的用于修缮佛窟的香火钱,建了一座在当时敦煌来说是相当气派的建筑,即莫高窟道观"三清宫",欲称"下寺",在佛教圣地莫高窟公然堂而皇之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花的是敦煌老百姓施入佛窟的钱,似乎有些荒堂,让人总觉得多少有些欺骗的味道,也无法相信,但这就是事实,由此也可以看到莫高窟在当时的衰败,是与我们国家的处境一样,真是可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对王道士来讲,作为莫高窟主持固然也完全可以够他了却残生,但更幸运的事情等着他,藏经洞的发现,完全改变了他多难的命运,也使我们今天不得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记录,为他书写。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雇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发现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的藏经洞。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 ,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试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发现世藏经洞,其后果又怎样呢?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一一向当地官方报告了藏经洞之事,也为他们送去了可以亲眼一观的宝物,一些在当地为官者和相互有关系的官员多有得到,文人老爷们只是玩玩,没有一人重视,得实惠者大有人在,如廷栋、汪宗翰、叶昌炽之流者,小到敦煌县令,大到甘肃省学台,可是对藏经洞遭劫的命运无济于事。

藏经洞这样一个深藏于佛教石窟中的宝库为什么被一个道士发现、盗卖?这个问题称不上谜,但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清末的敦煌,已经大大衰落了,无法和前代相提并论。敦煌历史上的辉煌,大率因为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之上,商旅往来如织,而且又扼河西走廊咽喉,在军事上也据显要地位,历来是边事重镇。因此,带动了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唐代之时,富商大贾云集敦煌,每天的集市分朝市、昼市、夜市三次,其兴隆繁华可想而知。而明清时代,中国外销商品转以茶、瓷为大宗,而丝绸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航路的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已一举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这个过程从五代时就渐露端倪,到明朝关闭嘉峪关跌至谷底。相应地,随着商旅的凋敝,敦煌的落寞,莫高窟也衰败了,寂寂无闻地处于莽莽荒凉的戈壁滩腹心,不复当年佛教圣地的兴盛与荣光。而曾经信众云集的窟寺,也落了个烟火断绝。王道士没有雄才伟略,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一个勤快而狡黠的人。就是这样,一个道士担起了四方化缘、集资整修莫高窟的责任。他没有那般的慧眼,识得藏经洞中物件的无价;只是借机为自己牟取最大的利益。据斯坦因的传记看,王道士在向他倒卖文物时,心里还是很恐慌的,不过斯坦因稍作矜持,王道士就妥协了。众所周知,王圆1?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圆 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奇人遇奇事,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 1907年斯但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但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但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可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而中国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 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道士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道士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究竟是谁保护了敦煌卷子,又是谁损害了敦煌卷子,王道士自有他的看法。
 但是到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的心情与做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先生在他随华尔纳第二次赴敦煌"考古"的《西行日记》中有相关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窥知一二,他在1925年5月10日记到:"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经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当时藏经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存货也早已销售一空,华尔纳便转移目标,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他给王道士一点小礼物,施舍一点银钱,王道士就对华尔纳粘贴破坏壁画和搬走彩塑视而不见,一点点也不心疼,是怀他所倡导的修补佛窟、推沙扫窟,并不断以保护千佛洞而向老百姓化缘的行为完全背离,因为华尔的行为完全是破坏的强盗多做法,从某种程度与情形上来讲是与其它各西方盗宝者有所区别。华尔纳在第二次的考察计划中就有整窟的搬迁计划,甚至想让莫高窟成为空洞,毫无价值,其狼子野心可谓昭然,强盗的咀脸也挣狞可恶。王道士居然仍对此可以熟视无睹。

综观王道士的一生,童年与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饥饿与凄楚中渡过,中年浪际天涯,无奈在兵营偷生,又没有办法蓄发为道,虽然后来在莫高窟风云一时,但是终归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积功积德的事情,洋人们最终还是一次次地欺骗了这个精明的湖北佬,特别是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唾骂。当地老百姓可以把华尔纳从敦煌赶跑,那就同样可以把出卖了藏经洞宝藏的王道士逼疯,事实上王道士晚年确实疯了,或至少是因为他的罪行而不得不靠装疯卖才度过晚年。陈万里在《西行日记》1925年5月26日条中记有华尔纳第二次敦煌考察事时有记:"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为盗卖古物已十余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据说王已得精神病。此次往游千佛洞时,闻余等至,即趣避他往。询之庙祝,亦谓精神尚好,则前日之传言有精神病者,或冀免官厅之惩办欤?"另外,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给斯坦因写的信中说到:"只能找互一丝真实的影子,那就是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一点银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也被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翟荫去敦煌的时侯,随身带着我过去的翻译员,这位翻译员在前一次随我访问敦煌时对王道士极为友好。但是此时王道士竟然不认他,躲得远远的!"王道士晚年之凄惨景象,与此可见。

1931年这位千古历史人物终于摇摇摆摆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毕竟他在莫高窟还是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几个忠实的弟子,他的徒子徒孙们如赵明玉、王明发、姚明善、方至福等把他葬在了莫高窟大泉河东岸的沙滩上,也为修建了一个很有气派的土塔,并立了一个功德木碑。这个塔在今天成了莫高窟一景,无论是作为功德塔,或纪念塔,或王道士的耻辱柱,都成了历史的记载。王道士以一个卑微之身,无论如何是可以满足了。

藏经洞自1900年发现,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王道士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辞世也已70多年了。如今,莫高窟一片兴旺,敦煌学遍及全世界。按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舍利塔只是佛家的专利。然而,王道士走进佛窟,入乡随俗,他的徒子徒孙为他修建了这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的塔,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当我们看到佛家之地高高矗立的这座道土塔时,心里有难以言状的感慨。但愿我们正视那段历史,对王道土有公正的评价,以慰他在天之灵。王道士是一位平平常常的道士,但他的人生经历并不平凡。他是个文盲,在他的一生中不仅与普通百姓经常接触,而且与不同阶层的官员也打交道。不同寻常的是,他与斯坦因、伯希和这样著名的学者周旋时,不卑不亢,处事有序,实在不容易。作为一个人错误是难免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好与坏这样极端的词语评价一个人,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过是非应该明确。王圆 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他。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或许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斯坦因崇拜的两个偶像:亚历山大、玄奘

斯坦因刚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那儿得到了一个消息:莫高窟的王道士在一个秘密石窟里发现了满满一屋子古书。细究之下,斯坦因还得知这批无价之宝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王道士负责看管。于是,参观石窟对他变得更有吸引力了,他马上出发前往敦煌。

斯坦因年轻时把亚历山大大帝当作偶像,这使他迷恋历史,继而研习古代语言。漫长的一生中他多次沿亚历山大东征的道路探险,就是试图考证那些重大战役发生地点。学习东方语言后,他又找到了一个远行者形象--唐僧玄奘。  

1887年,他穿过苏伊士运河第一次来到亚洲。在印度,他找到了另一种出人头地的方向。

斯坦因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他从大学开始研习梵文和波斯语,21岁在英国做东方语言和考古学博士后期间,他结识了两位曾在印度理事会任职的前辈,那时候印度归东印度公司统辖。这俩人把他推荐给印度理事会,充任旁遮普大学的注册员和刚建立的拉合尔东方学院的院长。这个职位牵制了他10年,从他的一些私人信件中看出,当时他反复要求一段时间特殊工作,或延长某假期,争取的是旅行考古的时间。

斯坦因之所以愿意到印度,是怀着一个世俗理想--以印度为跳板,在大学谋得一个东方研究的职位,他的导师比勒教授在入职大学之前一直在印度,他想重复这条道路。比勒教授离开印度时有一大遗憾,从17世纪初来到克什米尔的欧洲人都从波斯著作中知道有一本成书于12世纪的梵文编年史《克什米尔王记》,比勒教授直到离开印度也没找到这个抄本,斯坦因后来找到了。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自1600年进入印度,成了印度的实际统辖,1857年印度土兵起义被镇压后,英政府派去了总督,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管了印度。第一任总督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机构里设立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职衔:考古调查员,担任这个职衔的是一个英国上校,他后来被认为是印度考古的泰斗,1870年建立了一个考古调查署。这个主管退休后,考古调查署解散。斯坦因在初到印度的10年间,一直四处讨好献媚,申请考察资金,以至于他在印度以利用社会关系出了名,1896年他参加了英印政府出资的边境考察。印度西北边关有商人来往于俄国、中国和印度的山口,英国和俄国都觊觎着中华西域,"边境考察"当然是服务于这场竞争的。斯坦因也由此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他要做中亚考察。1897年底,英国驻军要对北部边境采取军事行动,也来邀请斯坦因同行,印度总督提供了经费,他在给他哥哥的信里表达了他的兴奋,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观战,按他的字眼是说"观赏"炮击反叛者的"有趣场面",他视这次机会为他"开辟了光辉的前程"。

这两次小小的远行让斯坦因的职业志向急剧改变,这期间,古文字学家赫尔勒一篇关于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附近的抄本残片的研究文章发表,暗示该地区历史时间的复杂性十分难解。早在1870年,英印政府的一个政治代表团出访新疆时,就注意到塔里木盆地的古代遗址,收集了一批古代文物。20年后,天山南麓库车附近一群找宝人,在一个古代遗址挖出一批文稿,当时,英印陆军情报官员鲍尔正在该地区执行追捕任务,他买下了这批书稿中的51页,带回印度交给孟加拉亚洲学会。这些从未被欧洲人发现过的古文字后来被东方学家辨认出是用婆罗谜文书写的古代印度梵语,时代为公元5~6世纪。之后,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验证了塔里木盆地埋藏着古代城市的推断,而且带回了大量实物。接着法国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发现了古老的卢文佛典。这一系列事件,斯坦因看到了一种出人头地的方式,启发了他远行的具体方向--中国新疆。

时任印度总督对东方考古有很高的兴趣,很快就表示会为他的研究提供支持。在所在的学校征得假期后,斯坦因向英属印度政府写了一份意见书,申请政府支持他对中国新疆和田周边考察古遗址。他在申请中说,他的目标是寻找货真价实的古代遗物,并承诺找到的所有东西将交给印度政府以便存入大英博物馆。他不仅详细盘算了所需费用,还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甚至不忘提醒当局说,争取让中国政府指示和田的官员,允许他勘察、发掘,并拥有发掘出土的文物,也可以购买文物。在申请报告中他特意通告政府,俄国科学院已经宣布准备派出考察队考察吐鲁番,瑞典人斯文·赫定也要开始再一次考察。1898年底他的申请得到批准。为了这次考察,他在两年里给各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写了数不清的信。

他总是能忍受傲慢的官僚程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引起关键人物关注,他的朋友评价说,他是玩弄官场秘密规则的大师。第一次成功运用这种技巧,使他找到了《克什米尔王记》的梵文抄本:他到印度时候,掌握那个抄本的人已经死了,抄本被分成3份,由那个人的3个儿子分别保存,他们和父辈一样,拒绝把抄本出售给任何人。斯坦因和他们交涉了一年,毫无进展。后来斯坦因回忆说,尽管如此,他却在其中"学会了东方的谈判术",又一年后,《克什米尔王记》的3部分抄本都集中到了他的手里。

1900年4月,还没有拿到护照,斯坦因就到了克什米尔,为他历时10年的《克什米尔王记》译注做导言。完成这部书的同时,他的人生也完成了一个段落。

斯坦因刚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那儿得到了一个消息:莫高窟的王道士在一个秘密石窟里发现了满满一屋子古书。细究之下,斯坦因还得知这批无价之宝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王道士负责看管。于是,参观石窟对他变得更有吸引力了,他马上出发前往敦煌。

英国驻北京的公使更狡猾,他在给斯坦因申请考察护照时,只字不提挖掘购买文物,说那样反而会破坏计划。

这次考察蓝图就是他写的那个详细的建议书,斯坦因有3本书叙述他的第一次探险:《中国新疆考古》、《沙埋和田废墟记》和《古代和田》。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长途探险,他不仅不懂汉语,还要穿过帕米尔山谷,到人迹罕至的沙漠中去。

"5月31日清晨,16匹马驮着我们的帐篷、日用品和器材等,已经整装待发。"穿过克什米尔进入新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先到喀什。6月28日,一进入塔什库尔干,斯坦因的勘测工作就地开始。让他兴奋的是远远地看到了维吾尔语中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这座山峰以及更远方山崖上的塔什库尔干城墙,使他意识到"现在进入了要进行研究的地区"。斯坦因在塔什库尔干与地方官周旋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在北京爆发。英印政府还是快速运来一批左轮枪和军火,委托斯坦因交给英印驻喀什的政治代表。7月30日到达喀什的时候,斯坦因带来的武器仅被视为一份礼物,因为驻喀什的政治代表马继业告诉他,在这个地区,可能的麻烦不会是义和团,而是俄国人。

斯坦因在喀什停留了5个星期做考察准备,马继业为他传授中国礼仪知识,介绍喀什的中国地方官,斯坦因在与中国官员寒暄中,很快发现大谈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很有用处,几乎能引起所有有文化中国人的好感。事实上,他也确实得到道台提供的帮助,保证了运输、供应和劳工,以及发掘和考察的行动自由。9月11日,斯坦因的考察队离开喀什,一个月后到达和田,在和田知州的帮助下组织了一个由"找宝人"组成的小队,给他探路。19世纪末欧洲人在中亚的探险考古刺激了当地一种"找宝人",找宝人为了钱在沙漠遗迹中寻找佛像、建筑上的金箔、饰件等等。在等待期间,斯坦因在附近测量山地,绘制了和田河支流玉龙喀什河源头的地图。

一个月后,一个寻宝人带回了写有印度婆罗谜文字的壁画、佛像浮雕的残片,及一些婆罗谜文书碎片。这些从丹丹乌里克找到的文物让斯坦因惊喜不已,从寻宝人的描述中,斯坦因相信那个地方一定就是斯文·赫定去过的"塔克拉玛干古城"。于是他决定去丹丹乌里克。到达那里,他把营地安置在遗址边,为了让民工们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挖掘。在沙漠下3英尺的深处,他们挖掘到了荒废的佛寺,发现了一些木板画、佛像、壁画、木碗,在一个寺院的藏书的地库里,他发现了渴望的手抄文书。有梵文的佛经,也有汉文文书,年代是公元7世纪的。30多人的挖掘队在这里忙了3个星期,挖掘了14座遗址,搜寻到180多件珍贵文物。拥着这些宝贝,他度过了一个特殊的圣诞节。

1901年到了,斯坦因的下一个目标是尼雅,他推断那里有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述的"尼壤城"遗址。和田知州潘震照样答应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探访的人带回两块木牍,木牍上的文字与他在印度见过的一种公元1世纪写体很相近,这是以前从未被欧洲人发现的一个荒废的远古城址。他逐一考察,甚至从一个垃圾遗址中获得了10多件写在羊皮上的完整文书及数百片木牍文书。他在尼雅挖掘16天,获得了660件文物。丰富的收获吸引他先后4次到尼雅。前两次共发掘了53处遗址,将尼雅翻了个底朝天,仅卢文木简就有700多件,汉文木简、木牍数件,以及武器、乐器、毛织物、丝织品、家具、五铢钱,还有木制工具、丝、麻、毛织品等,他从这儿带走的文物至今没有清单。散布在尼雅河古河床沿线的这些遗址,现在一般认为这里就是《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有"户480、口3360、胜兵500人"的"精绝国"故地。木牍文书上明确的日期是东汉魏晋时期,这片废墟已沉睡了1600年,说明这里不是斯坦因想找的那个"尼壤城"。

在这个巨大收获的激励下,斯坦因继续向东,在拉瓦克连续9天,斯坦因指挥他的雇工甚至晚上点起篝火连夜加班,从沙丘中挖出了侍从者小神像、小型壁画,及91尊大佛像。斯坦因将小神像和小型壁画装了箱,比真人还要高的佛像无法搬走,只好拍了照片,用沙子重新掩埋,为的是等条件具备,再把它们弄走。

由骆驼和矮种马组成的运输队驮着数量惊人的珍贵文物,浩浩荡荡离开了拉瓦克。至此,斯坦因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古城遗址连续4个月的挖掘暂告一段落。

当斯坦因把精美的陶器、织物、木雕和还有大量木牍文书送往欧洲时,和田的潘震一再问:"为什么这些古代资料要运到西方去?"他没有回答。

这年5月,他回到喀什,1500件收获物在这里被精心包装在12个大箱子里,带着这些大箱子凯旋伦敦。在接收这些箱子的大英博物馆里,他整理了他的宝物,1903年完成了他的《沙埋和田废墟记》。

他的中国旅行取得成功后,德国政府派出了格伦威德尔教授考察队前往吐鲁番,俄国虽然处于俄日战争,也派出奥登堡教授进库车。

1904年7月,他为第二次进中国向政府及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一些学术机构发起申请,他要求的时间比第一次更长,经费更多。英国税务和农业部规划了他的开支,大英博物馆负担大部分,用这笔支出获得斯坦因发掘的文物,英印政府支付一部分,也应得到文物的一部分。经过冗长的内部讨论,1905年底斯坦因的计划被批准了。

第二次中国之行本来被看做第一次的延续,因为发生在敦煌的戏剧性事件,使这次旅行具有独立的意义。

按此次探险笔记中的说法,他原计划调查罗布泊西部的楼兰遗址,这是1900年斯文·赫定的向导偶然发现的,后经发掘,证实是楼兰古城。敦煌的千佛洞也早已有欧洲探险队参观过,斯坦因当然对此有所了解,他第二次中国探险计划中,就包括要亲眼见识那些洞窟和壁画。他要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到达罗布泊,他的对手们都是从北面的绿洲的近路走,这无疑增加了他的困难。

1906年4月他做好了一切准备,组织队员,疏通路线,通知马继业告知中国边境的"按办"准备20头牦牛,同以往一样,英印政府的勘探局给他配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测量员。他首先到达巴基斯坦的拉合尔,那时的巴基斯坦也是英国属地。

英国驻喀什的政治代表马继业为他准备了8峰骆驼和马匹,找到了第一次到中国时雇用过的赶骆驼的能手,又一次带着斯坦因拜访衙门。斯坦因第一次到塔什库尔干就懂得了,测量工作要在中国守军休息时秘密进行,他的助手要在这时拜访当地地方官,大谈各种旅行的事宜吸引他的注意力,使其没功夫怀疑在要塞周围发生的事情。马继业给他的最大帮助是给他介绍了翻译蒋孝琬,这个蒋师爷在斯坦因的敦煌之行中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蒋孝琬是湖南人,初来新疆是在1883年前后,给某官员做师爷。马继业看重他不仅能翻译,还有学识,身体好。开始他与斯坦因之间是通过一种新疆方言交谈,斯坦因掌握了粗浅的汉语后,他们之间几乎就是同党了。

6月23日从喀什出发,8月路经和田,因为他在这个地区发现尼雅遗址使他获得了荣耀,他自认这里是他的王国,经过拉瓦克时,5年前斯坦因用沙子埋藏的大佛像,已经被盗墓贼挖走。但尼雅则又一次给了他运气。离开尼雅,他12月到楼兰。这个古代时处于交通干线上的遗址,每一地点都有丰富的文书,"仅一个巨大坚实的垃圾堆就有200多件写在木片和纸上的汉文、卢文文书",成堆的古钱币、木雕和泥胎佛,斯坦因领着他的雇工在沙子埋没的建筑物中挖掘了11天后,粗略整理装了箱,但他似乎很不满足,在信件里说:"发现物种类并不丰富,只装了两骆驼的建筑木雕、漂亮的毛毯碎片、刷漆的家具、妇女精美的绣鞋、青铜艺术片等等。"
 1907年新年一开始,斯坦因转而西行,来到米兰古城。斯坦因原计划只在米兰挖掘四五天,太多的出土物以及包装,花去了他18天时间。主要目标达到后他要去参观敦煌石窟了,3月12日,一到敦煌他就拜访了敦煌县令,县令给他讲了莫高窟历史,还送给他一部《敦煌县志》。之前不久,斯坦因刚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那儿得到了一个消息:莫高窟的王道士在一个秘密石窟里发现了满满一屋子古书。细究之下,斯坦因还得知这批无价之宝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王道士负责看管。于是,参观石窟对他变得更有吸引力了,他马上出发前往敦煌。

最终,闭塞无知的王道士可能出于自欺欺人的想法,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因和蒋师爷选中的经卷和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双方不把这些银两称为购买经卷的费用,而是"功德钱"。

斯坦因利用王道士对玄奘的崇拜,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对王道士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你,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2日到达敦煌,由于王圆 和两个徒弟外出化缘,千佛洞只有一位年轻的唐古忒和尚看守,他向斯坦因和蒋孝琬展示了一卷来自藏经洞的汉文佛经。凭借自己的汉学常识,斯坦因判断这可能是宋代之前印刷,转译自梵文的《菩萨经》和《波罗密经》,自此有"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去被发现"的念头。在精明的蒋师爷指点下,斯坦因决心"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来最终得到这批珍贵文物。斯坦因的学者身份和探险队对于雇工的慷慨报酬,使得敦煌当地民众和知县汪宗瀚都对他大加赞誉,而斯坦因在《发现藏经洞》中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利用我学者的身份,使当地人对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会提出什么异议"。

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斯坦因终于在5月21日见到了王圆 ,在他眼里,这个宝库的看守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斯坦因并没有立即提出瞻仰藏经洞中的文书,而是先对千佛洞的洞窟进行逐一摄影。在答应给王道士修缮庙宇的"功德"进行捐助以后,"王圆 唯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许多限制条件"。从《中国探险手记》的叙述中看,王道士并不贪财,他非常自豪地向斯坦因和蒋师爷"展示了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这些与蒋师爷在敦煌打听到的情况是完全相符的"。

然而,斯坦因的感动和敬佩无论在记述中,还是在现实中都转瞬即逝,唯一改变的只是他如何将经卷得手的策略。很明显,用金钱强行收买是行不通的,唯一途径只能利用王道士"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的性格。在每日对各个洞窟的考察中,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有了这么一个共同点,斯坦因对自己的计划就更有信心。于是,就在四周绘满了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故事的道观大殿里,斯坦因开始向王道士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描绘自己如何地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并且"总是能把我所知的有关玄奘的可靠记载和他漫长旅途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从他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

终于,另一件意外事件促使王道士下决心向这位"西来玄奘"打开宝库。一天清晨,蒋孝琬激动地向斯坦因展示了一束王道士向他们提供的经卷,正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在经卷边页上竟还有玄奘的名字,令他惊叹不已。显然这些经卷是玄奘早年翻译出来的"。于是,当天晚些时候,斯坦因在蒋师爷的陪同下与王道士交涉时候,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几小时后,王道士就开始拆除堵在密室入口的砖墙,斯坦因惊奇地发现,在这个面积仅有9平方英尺,阴暗闷热的洞窟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的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定总计约500立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在位于藏经洞旁的一间侧室中,斯坦因开始不断地翻阅王道士从洞里搬运出来的经卷,第一天的收获就令他瞠目结舌:包括一卷高达1英尺的汉文、藏文与婆提文佛经写卷:"绝大部分卷子却都保存较好……纸面光滑平整而发黄,纸纹密致,纸张结实耐用。一卷一卷的像欧洲的草纸文书一样卷起来,中间有细小的卷轴。

卷轴两端有时还雕刻、镶嵌有把手。卷轴的长度在15~20英寸。"另一包则是各种丝绸、绢画、经幡和刺绣,年代可以追溯到唐代。对于斯坦因来说,工作量的浩大使得他连一个"最粗略的标题目录"都没有时间建立。不仅如此,由于担心王道士的警惕与猜疑,以及对汉语和藏语语言学方面素养的不足,斯坦因只能匆忙地挑选书法最精美、完整的写卷和保存完好的美术品,他"一面竭尽所能地赶工作进度,一面还得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来,将挑剩的部分还给王道士,以免让他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是无价之宝"。

这一招果然奏效,王道士开始不断地将洞中的其他经卷搬出来供斯坦因浏览。5天后,终于有一大堆写卷和绘画被挑出来包好放在侧室的一边,斯坦因与王道士再次长谈,于是,在画着唐僧西天取经图的甬道里,斯坦因不断声称自己"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自己很荣幸地来取得这批数目巨大的藏经和其他圣物,这些藏品有些可能与他到印度朝圣的活动有关,而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个崇拜者保存着。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很明显,王道士开始动摇了,他终于答应了斯坦因的请求,但有一个明确协定:此事只能他们3人知道;在斯坦因离开中国国土以前,对这批东西的出土地点必须守口如瓶。当时,由于王道士害怕自己被人发现不在他自己的住处,所以运送这批经卷的任务便只能由蒋师爷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他整整花了7天时间,才把这批文物搬运到探险队雇用的马车上。
 

斯坦因的欲望还不仅仅于此,他企图对整个藏经洞文献进行一次清理和筛选,而"王道士的抵触情绪已经越来越明显"。经过漫长的交涉,斯坦因和蒋师爷追加了捐赠,并聘请了一个助手来帮忙,终于在5月28日傍晚,全部藏经都被运出来,并且在堆积的卷子底部,斯坦因又发现了一大堆珍贵的帛画和精美织物。此时王道士的矛盾心理越来越严重,他一方面不停地要斯坦因"追加"捐赠,另一方面则不断宣称绝对不让这些"经书"流失,因为这些文献的流失迟早要被附近庙宇的"施主"们发现,这样就将毁掉他8年来的好名声。他不断声称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向敦煌地区的"施主"们咨询,从而促使斯坦因决心"放手一搏"。

一方面,他应允蒋师爷给王道士私人一笔款子,高达40锭马蹄银,同时继续诱骗王道士,声称自己将把这些写卷运到印度一家神学院去进行研究,并称将这些来自印度的佛经运回它们故乡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尽管如此,满怀猜疑的王道士仍然把所有的藏卷重新搬回了密室,最终,闭塞无知的王道士可能出于自欺欺人的想法,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因和蒋师爷选中的经卷和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双方不把这些银两称为购买经卷的费用,而是"功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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