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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青山影在波

想雪泥飞鸿,蜉蝣寄世,蜗角营营,苦乐何事?对半壁书,煮一壶茶,闲看云卷花开

 
 
 

日志

 
 

入佛国记——从兰州到敦煌  

2012-02-14 11:27:12|  分类: 我家在敦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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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佛国记——从兰州到敦煌
作者:彭治国 杜鹏硕

        一次美妙的旅行会让我更加感觉到空虚。比如敦煌。

  我似乎从惊涛骇浪里逃回来,精疲力竭。

  之前,我和我的同事带着受虐的心情从北京坐2个小时的飞机到兰州,然后换长途汽车去敦煌。当我们穿行在河西走廊茫茫大地上的时候,能感受到距离是如此的漫长。我们历经了一个又一个城池。武威、山丹、酒泉,那些史籍里提到的如雷贯耳的名字和我们擦肩而过。

  祁连山一路与我们相伴。我们很惊讶地发现,它不是一条单独的山岭,而是山连山、岭连岭,千山万岭山的海洋。这长达1000多公里,宽达300多公里的山脉群让我想起匈奴的那首古老的歌谣:“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一天一夜后,我们到了敦煌。在莫高窟里,看到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元代等朝代的壁画和彩塑,我感到某种快乐的眩晕——佛们还安静地站在四壁上,但那些创作他们的画师去了何方?

  在最初的岁月里,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它征服了敦煌这座中国当初最西面的门户,又通过潜移默化去了更远的地方。任何宗教都没有佛教那样在中国得到这么广泛的传播。

  在公元五世纪的《魏书·释老志》中有一段对敦煌佛教的描述,“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那时候的敦煌已成为当时中国河西地区佛教的一个中心。

  如今,当我们再来到敦煌,耳旁听到的不是佛经的传诵声,而是小贩的叫卖声。这里已经是旅游的圣地,全世界的游客来到这里,住上几天,然后离去。没有足够的诱惑让他们留下,这里离上海太远,离北京太远,离纽约太远,离现代化太远。

  不过总有人留下来。在莫高窟的敦煌研究院,我看到许许多多从繁华的大都市来这里工作的年轻人,还有那些比他们更年长一些的研究员——他们是在更早的时候来到这里的年轻人,现在最好的青春已经在敦煌逝去。

  敦煌莫高窟受到一群真正热爱和懂得它的人的呵护,这是我们这次旅行最大的收获之一。佛们沉睡在敦煌过去的寂静和尘埃当中,那些佛教史上最辉煌的时刻我们已经无缘得见,而佛教有关幸福、慈悲、坚忍的思想如同昔日的影子一样游荡在这里,成为当代人的养料。

  一座城:在战争与和平之间

  因水而有了敦煌,因佛教而成就了敦煌,造就了莫高窟。这个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古中国、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的交融之地,最早的时候,是战争,是避难,是穷兵黩武与这里结缘,一代人来,一代人走,不变的是人们对幸福与和平的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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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军营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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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

  沿兰州一路西行,看到群山连绵,那就是祁连山了。骄阳如火,但祁连山脉的白雪还未化去,远远地泛着白光。

  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个郡一路过来,我震惊于在沙漠和戈壁中连续制造出来的无数绿洲。我知道它们都来自祁连山积雪不多的、黑白斑驳的山岭。在这里,水就是生命,就是幸福,就是希望,就是一切。有水就有河,有绿洲,有人。

  但我还是震惊。一路走来,我怀着对祁连山的景仰。我震惊于它的博大,它用雪水养活了这么多绿洲——不仅轻易造了一片绿洲,还浸流漫灌,流向更远的荒漠,接着造出第二块第三块绿洲。

  敦煌的司机在说起祁连山的时候,也总是一脸的骄傲。被称为敦煌母亲河的党河正是发源于祁连山冰川。因此,新疆社会科学院的钱伯泉认为,“敦煌”应该是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的戎氐人的词汇,意为“接连不断”,指的是南面的祁连山。而正是因为有祁连山,有山上融冰雪而来的水,才形成了敦煌这一块水草丰茂的绿洲。

  敦煌最初与流放有关。据《尚书》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三危”就是现在的敦煌一带,莫高窟旁边的山就叫三危山。而“三苗”,即是曾经生活在长江流域“彭蠡之波”、“洞庭之水”的三苗部族,由于在与中原部落的战争中遭遇失败,却又不服,时时反抗,因而被舜、禹先后放逐到了敦煌。

  这样一块偏僻荒凉的戈壁沙漠,尽管有水草丰饶的绿洲,却并不是农耕民族最爱的地方,而敦煌最初也是与游牧文明联系在一起。之前这里是乌孙人居住。秦末,月氏强大,逐走了乌孙。汉初,匈奴又打败了月氏,并将其残部逐出河西。匈奴单于命其下属浑邪王驻牧敦煌一带,逐水草而居。

  那时候的匈奴力量和野心日益膨胀,变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连绵不断地蚕食汉族的北部边陲,烽火台上经常烈焰熊熊。

  当时的汉族已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汉代的第五个皇帝汉武帝苦思冥想,找到了一个迫使匈奴人腹背受敌的计策,他想同过去败于匈奴人手下的月氏人结成联盟。所以,在公元前140—134年间,为了完成这一凶多吉少的使命,他派出了张骞等100多名外交人员,目的就是“断匈奴右臂”——斩断羌与胡的联系,换一句话就是隔开中亚蒙古与青藏高原。因为这两块大陆一旦连为一体,天朝扩张的梦就要破灭了。

  就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汉武帝对西域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打击。公元前121年,他派霍去病率六万大军击败河西匈奴,浑邪王率部降汉。同时,霍去病之军又以闪电之速,在焉支山痛击匈奴临时王庭,俘获名王及单于阏氏、王子、骨都侯及部众上万人,牛羊超过200万头。匈奴族众一路高唱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悲怆古歌,向西奔逃,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王朝版图。

  由此,西汉政府在河西设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隶属酒泉郡。公元前111年,两郡中又分出敦煌、张掖两郡。

  敦煌因其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所以汉武帝又在敦煌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敦煌由此成为中国西面的门户。为防御匈奴侵扰,汉廷在敦煌郡北部修筑了长城,与酒泉郡的长城相接。

  出于扼守河西,开发西域的战略需要,西汉王朝几次从内地移民于此。史载西汉未年敦煌郡已有户一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大量的移民中,有一些是因犯罪而贬谪徙边的世家豪族,也有普通的贫民和罪犯。据史书记载,武帝晚年,发生太子叛乱,后来,随太子叛乱的兵士、将领、官吏,便都被流放到敦煌。

  可以想象,当时的敦煌,聚集着来自中国各地的军人、犯人和亡命之徒,这使我们重新想起“窜三苗于三危”的故事,好像历史在不断重演。实际上,各朝各代的一些“奸猾吏民”正是社会中最有活力和生气的一批人。他们不安于现状,勇者“奋而思斗”,智者“静而思谋”。这些发配边地开垦荒地、抵御外敌的危险分子,倒也成就了敦煌。

  我来敦煌之前,看了很多和敦煌有关的书籍:在历史漫长的时光里,但凡中原战乱不休,内地的文人墨客、商人游僧就纷至沓来,以敦煌为乐土。包括有名的“高僧大德”也来到敦煌讲学。但战争并不因为敦煌地处偏远而放过它。

  敦煌曾几经战乱,经济萧条,北部的柔然和南方的吐谷浑、吐蕃等少数民族时常威胁着处于边境的敦煌。到明朝,政府干脆放弃了包括敦煌在内的嘉峪关以外地区,封闭了嘉峪关,敦煌因此沉寂荒芜数百年。

  敦煌是用金戈铁马血淋淋撕开的一道伤口,佛教的传入也许是对深受战争创伤的敦煌人的精神上的最大抚慰。而佛教经丝绸之路从敦煌进入中国,并迅速影响和渗透,使得敦煌在某种意义上也获得了一种举世无匹的风采与光芒。

  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在县城里问有没有去阳关的车,都回答说没有。于是照例去打的,出了县城,就没了嘈杂,人也不见了,天地间就我们这一辆车在开着,地平线在遥远的地方。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阳关镇到了。一排排房屋下一行行葡萄架,可惜的是没到秋季,见不到满架的葡萄。司机告诉我们,这就是阳关镇了,曾经是屯扎兵马之地,重要关隘的所在,现在每家每户都种葡萄,变成了旅游景区,敦煌市区的人一到秋天就到这里来纳凉、吃葡萄。

  的士车绕镇里拐了一圈。我们在葡萄架下穿行,无比的阴凉。下了的士车,我们去找阳关古址。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终于看到一个围栏围着一个土墩,近旁一碑,想那就是了吧。一看,果然是“阳关古址”四字。

  有点失望。以为能看到多一点遗物,结果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土墩。土墩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风中抖动。哦,那就是曾经的烽火台了,这的确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远处是白雪覆盖的祁连山脉和阿尔金山,西北风直扑面颊,这风声里应该还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还是太温婉了,这里太荒凉,太偏僻,太寒冷,从中原哪一个繁华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这里是“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的放逐之地,塞外边疆。

  不远处,修了一个长廊。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站在廊道里高声背诵着什么。一问,是阳关博物馆的实习讲解员,背的是有关阳关的历史。男孩热情又有点羞涩,他告诉我哪里是古董摊,哪里是古战场,还有兵士的坟堆。一眼望去,到处都是,这些坟堆被风雨所蚀, 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

  眼前这条路,是古时候丝绸之路的遗迹。这路上走过商人,也走过兵士,走过念经的僧人,也走过吟诗的文人,那么多人被吸引到这里,在这条路上寻找新的冒险。而现在到来的是一些寻找新鲜趣闻的记者、旅行家、游客……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自宋代以来,中原王朝的都城逐渐向东、向南或向北迁移,敦煌离中华帝国的心脏愈来愈远了。

  敦煌沉寂了,丝绸之路沉寂了,新的城市代替了它。

  这就是人类的逻辑——利用它,榨干它,然后去寻找新的代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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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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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九窟 北魏 禅定佛

  一座窟:地上的理想国

  有几天时间,我都在看洞子。

  每天被敦煌研究院的讲解员领着,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仰起头来,就看到那些四面墙壁上风采依旧的菩萨和佛像,而我就仿佛与他们同游,去了理想国。

  头仰得久了,脖子痛得厉害,终于只好从理想国回来,到洞子外面的栈道上望远。眼前上百棵合抱的白杨树和榆树郁郁森森掩映着几座房子,占了很大一块面积。林子外面是河滩,不过没有水。再过去是一个高坡,可以看见几个古代僧人留下的舍利塔。再远处就是著名的三危山,《山海经》里“舜逐三苗于三危”的地方。

  太阳当空照着,三危山火焰般腾跃着一片金紫银红,把我眼睛也晒得发烫。我想象那个叫乐樽的和尚也是在这样一个类似的下午从沙漠走来。他手持一枝锡杖,走到此地的时候大概早已筋疲力尽。而他看到这么一个清凉世界,应该会很高兴吧。

  在保存的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君莫高窟修佛龛碑”中有这个和尚的记载: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仗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

  秦建元二年是公元366年,前秦的时候。那正是战事频繁的年代,金戈铁马的声音响彻着南方北方,强悍与苦难汇合,就这么流泻到了莫高窟的洞窟之上。

  乐樽后不久,另一个叫法良的僧人也于此地开窟修禅。于是,更多的僧人、平民、官员都尾随而来,新的洞窟也一一挖了出来,规模宏大的莫高窟石窟群由此开始了,“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现在莫高窟的岩壁上,高低参差地保存着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的洞窟492个,彩塑2400余件,壁画4500多平方米,还有经卷写本数万,唐宋窟檐若干,据说这些还只是残留下来的部分,鼎盛时有一千余个石窟。

  走在莫高窟的廊道里,就如同走在历史的长河中一样。中国悠远的历史,经不住战争和人事的颠簸,许多都破坏了,都零落成废墟了,而在这里却还完整地保存着,保存着先人留下来的一丝血脉。历史的证物变成了莫高窟,莫高窟成了我们古老民族后代的情感归宿处。

  所有的书、所有的专家、包括讲解员都在告诉我,唐代的洞窟是最好的,所以我看了很多唐代的洞窟,在唐代的洞窟里也站得最久。

  唐代的洞窟,特别是贞观开元之际的唐窟里,那些壁画上的佛、菩萨都弯曲着眉毛,丰满圆润的身材,肩披长发,半裸上身,璎珞珠饰搭在身上,繁华缤纷的模样。

  他们或静立,或歌舞,或飞天,或坐思,面部表情妩媚生动,又端庄从容,倒让我觉得他们不是佛,而是人。他们既没有禁欲的官能压抑,也没有像今天现代人的无所敬畏的张狂。

  唐窟中最使我倾心的,是158窟的卧佛,释迦牟尼涅槃时的造像。长达15.6米的塑像静静地躺在佛床上,他头靠在枕头上,右手枕在头下,双目半闭着,脸容恬淡安详,如梦如幻,不知道他所去的理想国是哪个理想国——那样的简洁、静穆,那样的纯洁,没有冷漠,没有孤寂,没有战争,没有动荡,所有的人他都爱,都怜悯,都珍重。

  我想,在过去,这个洞窟应该是礼拜的圣地吧。曾经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一定是行人不断,驼马不绝吧。宗教信徒、外交使节、逐利商人、求知学子,往来奔波在大漠戈壁上,人间的苦难和艰难他们肯定是深有感触了。何处才是理想国呢?他们一直在寻找。

  在这个洞窟里,我们仿佛亲眼看到释迦牟尼从天上骑着六牙白象下降人间,九龙吐水为他洗浴,一出生就走了七步,每一步都生了一朵莲花。我们仿佛看到他读书、习艺,成长。他射箭时,连穿七个箭靶。他结婚,他出游,在城门外遇到老人、病人、死人与和尚,于是不再留恋世上的繁华,夜半乘马逾城逃走,剃发出家。他修苦行,不吃东西,修了六年,把眼睛修得深如古井。他又幡然悔悟,改变主意,放弃苦行,吃了民女献上的粥饭,恢复了体力,走向菩提树下,同恶魔搏斗,终于成了佛。成佛后到处讲法,年届八旬,他死了。

  这个洞窟里,在涅槃的佛祖释迦牟尼身后,站着许多和尚和俗人。有的漠然置之,面无表情;有的号啕大哭,甚至昏倒在地;也有的微笑不语,平静从容……而佛祖依然安静地睡在那,一切宛若世界初创的时刻。

  这场面让我想起基督教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塑像来。同样是死亡,在西方世界那里,死似乎永远是悲剧性的。而在东方的世界里,在佛的世界里,在敦煌,死是沉静从容,是对死亡的恐惧与绝望的征服。

  不能不说,征服了死亡,也就征服了人心。这是怎样一个理想国呢?

  除了唐代的洞窟,在所有的洞窟里,我还喜欢的是一座西魏的洞窟,285窟。从外面的阳光下走到黑暗的小小洞窟里去,抬起来,随着讲解员打开的手电筒窟的光线一点点往上看。头顶上画着天空:在一片空灵透明,星汉灿烂的云气中,若隐若现着菩萨、罗汉、佛祖、天龙八部等,还有来自中国古代神话的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骑着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翱翔在天空。还有雷公雨师、飞廉羽人,以及《楚辞·天问》中提到的怪物,或乘雷电,或踏飞轮,或敲钟鼓,或挥舞着经幡,那么汪洋恣肆、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上舞蹈、奔跑……

  而在洞窟的面壁,就是那久违了的魏窟时期的人物造型,个个都瘦削修长,意态生动潇洒,额广颐窄,五官疏朗,眉毛与眼睛相距很远,那就是魏晋人物吗?那就是“秀骨清像”吗?那就是建安风骨吗?山水树木都在他们脚下。他们追赶野猪、鹿群,一脸欢快的样子,好像不是为了捕捉,而仅仅是喜欢和动物们一起奔跑。他们还摔跤,游戏,仿佛孩子一样。

  在这洞窟里,我感觉到了一种广阔。那是人与世界最美好的初恋状态,看见动物、看见天空,都兴奋得要叫,要跑。面对一切都大胆地探索,勇敢地追寻,虽然永远也无法修成正果,但那最初的童真和好奇,不是最宝贵的吗?

  离开莫高窟,我又去了月牙泉。和看到的所有有关月牙泉的风光照片不同,月牙泉不是那个风光无限的月牙泉了。泉被一个围栏围着,水很少,很可怜,有资料说,月牙泉水位每年以0.3毫米的速度持续下降。

  对面一个高台是一个茶楼。花120块钱门票进来的外地游客们就在那里一边喝着茶一边看它,就好像看一个要死的孩子。

  有什么办法呢?我看到了莫高窟,我觉得自己多么有福气啊。丝绸之路上那些当年的名城——瓜州、玉门、高昌、交河,早已沦为废墟,只留下断壁颓垣孤立于西风残照中了。还有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它曾经是现存最大的佛教石窟群,而巴米扬大佛则是世界上最高的古代立式佛像。2001年,大佛还是遭到了塔利班的轰炸。现存的巴米扬石窟已是满目疮痍了。而莫高窟留了下来,给今天的人增添无数的想象,无数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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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走,一代人来,但愿这个地上的理想国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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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窟 唐(宋重修)赴会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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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层楼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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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道士:王圆箓和110年的伤心史

  如果没有藏经洞里那几万卷被发现又流散的敦煌遗书,如果仅仅是壁画和彩塑,敦煌莫高窟也许不会像今天这样有名。

  发现那几万卷遗书的是一个道士,叫王圆箓。

  敦煌遗书被发现后,很快大半精品让先后到来的斯因坦、伯希和等人盗劫到了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十多个国家。于是无数学者开始研究敦煌,敦煌莫高窟也逐渐引起世人瞩目,一门新的世界性学问——“敦煌学”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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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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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华尔纳

  在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处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有一座塔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就是那个王圆箓的道士塔。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年近不惑,云游四方后,他在敦煌发现了破败的莫高窟。感慨万千之下,他住了下来,力图想把莫高窟建成一个宗教圣地,让它重回昔日的尊荣。他四处奔波,到处化缘,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清理洞窟中的积沙。每次化缘得到的银两大都用于修复洞窟和佛像等功德。

  1900年5月26日,王圆箓依旧早起和帮手们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一个藏匿近千年的洞穴(藏经洞)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一个两米左右见方的洞窟里密密麻麻堆放着成千上万的写卷。王道士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古书,在这阴冷而散放着古代尘土气息的洞窟前,他不知所措了。文化程度不高的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

  这是一座丰富的宝藏。6万多件珍贵的文书突然面世,经卷、写错的写经纸、用过的课本、废弃的公私文书、佛画,有纸质有丝绢,有手写的也有印刷的,有汉文、梵文、于阗文、藏文、西夏文、蒙古文、回鹘文、粟特文等多种民族的文字。这些“敦煌遗书”巨量并且涉及内容广泛,举世仅有。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可叹的是这位汪知县仅仅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从此再无下文。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但目的是为了充实他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叶昌炽并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然后,一个名叫斯坦因的英国人来了。显然,他的见识远远高于之前那些中国的官员们。

  1907年,斯坦因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

  对于这次考察,斯坦因花了不少心思。在与王圆箓会谈中,斯坦因利用王道士对玄奘的崇拜,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对王道士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你,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这一招很奏效,王道士开始不断地将洞中的其他经卷搬出来供斯坦因浏览。

  1907年6月13日,斯坦因带着他的“战果”,24箱子遗书和遗画及其它文物5大箱离开了敦煌。当成箱的经卷和画卷被堆放在英国博物馆时,英国为之震动,欧洲为之震动,世界为之震动。

  清政府对斯坦因盗走敦煌宝卷一事不闻不问,这一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买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

  1910年,莫高窟终于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并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谁料,这却是一个更加凶险的苦难之旅。

  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人们无不以得到敦煌写经为快慰。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偷偷藏匿的经卷中买走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

  藏经洞的发现,使王道士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入,他忙碌地做着功德,在年代久远的壁画上刷上石灰,将精美的塑像打掉换成送子娘娘,有的塑像残损了,他就请来工匠补修了很不协调的佛头和手足给安上,为了更方便上下洞窟,他让人把洞窟和洞窟之间的墙壁打穿,作为通道。王道士也许至死也不会明白,他所努力经营的“功德”是对莫高窟最根本的破坏。

  说起王圆箓,所有的文化人都会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在余秋雨的《道士塔》里,他这么写王道士:“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

  我曾经也这样愤怒。但是后来我发现,对文化的破坏,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稀奇。而许多的破坏,不是出自于不通文墨的人之手,更多的来自于那些所谓的文化精英。

  我们以为破坏敦煌遗书的那个时代过去了,其实没有。我所处的北京,古老的胡同在一条条消失,那些从元大都就已经存在的胡同没有逃过今天。作家阿城说过一句在我看来是对这个古老城市最沉痛哀悼的话。他说,北京“最先淡去的是西单牌楼、东单牌楼、西四牌楼、东四牌楼;之后是城楼城墙,之后是,之后是终于没有了之后,因为没有了。”

  1931年,王圆箓在敦煌去世,他的墓塔如今依然矗立在莫高窟的大门前。国人在经过他的墓前,该做怎样的反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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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故居内室一角——书桌

  一个院长:常书鸿和几代文化守望者

  常书鸿是一个榜样。敦煌成就了常书鸿,敦煌因有常书鸿而幸运。希望有更多的常书鸿,更多的文化守望者。

  在敦煌研究院的门口,立着一尊塑像,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他把半生精力贡献给了敦煌,却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身心疲惫,离开了敦煌。

  常书鸿一直希望能回到敦煌,但未能如愿。死后,他的一部分骨灰埋在了敦煌他工作过的地方,旁边是他手植的梨树,如今已经亭亭如盖。

  战斗在敦煌

  在敦煌研究院的院史陈列馆里,有一段常书鸿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决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这是常书鸿对自己最好的总结,他是磨难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常书鸿早年留学法国,在那里他把一切时间用来学习法文和绘画技艺。留学十年间,他的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名盛一时。

  1935年的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是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1908年到敦煌考察时,拍摄的大量石窟图片汇集而成的画册。这是常书鸿第一次听说敦煌这个名字,画册千佛洞里的壁画和彩塑图片让他震惊不已。他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而且曾经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在民族艺术瑰宝的震撼下,常书鸿下定决心要回到战乱频仍,满目疮痍的祖国去,去敦煌成就自己的人生梦想。

  1943年3月27日,常书鸿一行六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与天斗

  1944年的秋天,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常书鸿初来敦煌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艰苦的环境就让他和他的队员们体会到了战斗的艰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法国巴黎和敦煌莫高窟,国际大都市和西北大戈壁,就像是天堂和地狱,生活的巨大反差考验着常书鸿。

  1945年,由于无法忍受这种极端的艰苦,常书鸿的前妻丢下他和一双儿女离开了敦煌。不仅如此,在院史陈列馆里的一面墙上,有一张列表记录下了1944年到1949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在职员工情况:从1944年到1949年共有88人先后来到敦煌研究所工作,然而解放时,只有14人留在了敦煌。

  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就坐落在莫高窟下,它的前身是敦煌艺术研究所,再之前就是上寺和中寺,又名雷音寺和皇庆寺。当常书鸿来到敦煌的时候,他就住在中寺,这也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们的邻居是一群喇嘛。

  现在中寺的两间屋子变成了常书鸿故居,这两间小房子便是当年常书鸿的办公室和家。

  常书鸿的办公室不到十平米,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一个画架,两幅画,还有两个书柜,两个文件柜。这个简单的办公室里没有沙发,没有茶几,没有会客室,这不过就是一个伏案写字,堆放资料的地方。

  相比办公室,常书鸿的家更为简陋,除了写字台和书架这种必备的家具,还有一个“大衣柜”算是这个家中的大件。这个“大衣柜”用几根木棍支起一个衣柜的架子,然后将帘子搭在上面,这就是一个通透的“衣柜”。

  在中寺的南侧有一间特别的屋子,这里的主角是一张磨盘。不要小看这块大石头,当年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必须每天都用它来磨面粉,一天不磨,一天就要挨饿。此外,因为党河水是咸的,无法饮用,所以饮用水也要到敦煌县城里驼回来,往返40公里。当时的条件就是这样艰苦,而常书鸿和他的战友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了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的敦煌研究院在新址上建成,上寺和中寺才逐渐成为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

  与人斗

  除了生活环境的艰苦,常书鸿还要面对人为的干扰。

  常书鸿遇到的第一次困难是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1945年春天,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对于任何困难常书鸿的战友们都能克服,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们实在无法理解。面对现实,常书鸿领导大家继续干下去。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

  在解放前后,地方上的一些土匪也对研究所构成了很大威胁,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常书鸿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不得不经常爬到莫高窟2层的洞子里去躲避土匪。直到后来有了保卫武装,土匪威胁才逐渐减少。

  文化大革命时期,受“破四旧”思想的影响,莫高窟险些又遭浩劫,由于周总理亲自批复保护敦煌文化,才使得莫高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免受冲击。

  但常书鸿没那么幸运。他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他的第二任妻子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除了批判,不让他住在家里,让他住在一个养牛的牛棚里,吃东西不让他站起来,让他趴在那,羞辱他;还打他,他的背就那么打坏了,牙齿也打得一个不剩。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1978年,常书鸿调任北京,任国家文物局顾问,长住北京,但是他无法割舍其热爱的敦煌文化。

  在常书鸿故居里悬挂着一张黑白照片,这张照片照于1990年,在常书鸿曾经住过的小屋门口,梨树下,常书鸿的第二位妻子李承仙正在为常老理发,这是一幅宁静的画面,温馨和谐。1994年常老与世长辞,96年他的骨灰便撒在了这棵梨树下,在这里他将继续默默地守护着敦煌莫高窟。

  在常书鸿之后,段文杰、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他们曾经是常书鸿的战友,现在他们则继续着敦煌人的事业。

  在几天的采访中,我接触到了敦煌研究院上上下下不同领域的很多员工,他们都来自全国各地。在敦煌研究院有个有趣的现象,凡是在这里工作20年以下的基本上都被称为新人。而无论老人还是新人,在这个西北戈壁滩上,他们用热情,用决心,挥洒青春,奉献一生。他们要用行动告诉常院长,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而更多的感动还来自莫高窟广场前的一排告示栏。告示栏上贴着历年来对敦煌捐赠的国际友人。我看到邵逸夫、李嘉诚这两个熟悉的名字,看到一位原高盛公司亚洲区总经理,更多的是日本人。我真希望中国人更多一点,如果说有什么需要炫富的话,我希望他们能来这里,为我们中国人挣得一点点的荣誉。

  我看到一个日本小姑娘的照片。这个日本小姑娘来中国学习,她爱上了敦煌,想到莫高窟看看;却不幸因车祸遇难,她父母按照她的心愿,把本来为她准备的学费全部捐给了敦煌。

  我深深地感慨于敦煌的魅力,是它使常书鸿无怨无悔,是它把一个日本小女孩如此感人的故事留在了这里(她理应赢得我们的尊敬),也是它使得世界上的无数专家学者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敦煌教给我一个真理——在美的世界,在文化的世界里,有那些破坏美、破坏文化的人。同样,也会有热爱美、热爱文化、守望我们精神家园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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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许琪和甘肃省歌舞团的姑娘们为了心中的敦煌舞梦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但她们无怨无悔。照片中间的编舞者便是许琪,舞蹈演员分别是:前左 杨虹,前右 张丽,中 贺燕云, 后左 傅春英,后右 李红
  一幅飞天:许琪和她未实现的梦想

  以敦煌壁画为题材的舞蹈作品,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梅兰芳先生的京剧《天女散花》中的部分造型便源于石窟壁画中的伎乐天形象。50年代戴爱莲先生创作的双人舞《飞天》,对敦煌舞蹈挖掘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敦煌舞的创造性实践和命名产生于70年代,起源于甘肃省歌舞团编排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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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O窟 盛唐 飞天

  1979年5月23日,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在甘肃兰州上演,它就像是一声春雷,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后,为全国文艺界带来了春天的第一声呐喊,这就是《丝路花雨》,一部载入史册的巨献。

  这部舞剧自1979年诞生至今,在全球范围内共演出一千余场,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魅力,30年来经久不衰。《丝路花雨》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而敦煌舞艺术的高峰也被定格在了这部舞剧上。

  复活飞天

  当在甘肃敦煌艺术剧院(前甘肃省歌舞团)的家属楼中见到许琪的时候,我并没有一眼认出她,和电视上相比,生活中的许琪苍老了很多,这位慈祥的前敦煌艺术剧院院长正是当年《丝路花雨》的编舞之一,正是她见证了《丝路花雨》、《箜篌引》和《敦煌古乐》这三部敦煌艺术瑰宝的起起落落。

  “当年我们就像受宠若惊的孩子,演出所到之处鲜花掌声不断,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没有人可以想到,这部《丝路花雨》会获得这样的成功。”在谈到当年这部震惊世界的大型民族舞剧的时候,68岁的许琪露出了孩子一般的天真与快乐,我们的话题便从《丝路花雨》的创作历程开始了。

  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全国上下歌唱祖国的又一次新生。在时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吴坚、副部长陈舜瑶的支持下,甘肃省歌舞团决定以一部有甘肃特色的舞剧向全国人民献礼,《丝路花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然而,如何把最有甘肃特色的敦煌艺术搬上舞台呢?甘肃省歌舞团的编导们犯了难。“那时候我们到莫高窟学习,段文杰、史苇湘这样的敦煌专家们白天拿着一串钥匙带着我们看洞子,研究壁画中人物的造型,晚上就给我们讲历史,讲典故,讲敦煌的风土人情。”编导们就是这样在莫高窟里扎下了根,她们住在王道士住过的下寺里,每天和专家、壁画为舞,沉浸其中。吃的一般就是白水煮面,但就是煮面的水,也是毛驴从20多公里外的敦煌县城驮回来的。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们乐在其中,深感责任重大。临走时,敦煌研究所的专家们用几个月积攒下的粮票请歌舞团的同志吃了一顿大餐,看着桌子上的肉、豆腐和大米,大家心里五味杂陈。

  回到兰州,编导们又遇到了一个难解的问题。莫高窟壁画里的人物造型身型扭曲,潇洒飘逸,特别是像“反弹琵琶”这样的动作,不但技艺高超,更是突破了常规舞蹈的界限。在日日夜夜的思考中,编导们发现了门道,“绞尽脑汁之后,我发现莫高窟里的人物是动态的,要把每一幅画中的人物动起来就会发现,这些画是人物舞蹈的一个瞬间,所以她们才能做出那样高难度的姿势。我们把这些动作总结出一个规律,叫做‘扭腰出胯’,后来我把它归纳为‘S’造型。”在攻克了这最大的难题后,歌舞团的编导和演员们精心编排,历时两年,终于完成了《丝路花雨》的创作,也从此开创了中国民族舞的一个支派——敦煌舞。

  之后的30年里《丝路花雨》成为了敦煌舞蹈艺术的标志,它成为第一部登上歌舞剧圣殿——意大利斯卡拉剧院的亚洲舞剧,它被剧作家曹禺先生喻为文艺界的一次“爆炸”,它满载着掌声与荣誉向全世界炫耀着飞天的惊艳。

  如何活着

  随着《丝路花雨》的成功,甘肃省歌舞团再接再励,在1987年创作了另一部以敦煌为题材的大型舞剧《箜篌引》。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部继《丝路花雨》之后的又一部史诗巨作却由于一些人为的原因过早地夭折了。

  “当时,一纸文件下来,禁止我们进京演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急坏了,一夜病倒了很多人。在兰州的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大家喝了酒,第二天主要演员就各奔东西,《箜篌引》再也没有机会上演了……”说到这,许琪留下了眼泪,虽然已经过去20年,但是这种痛仍然无法抹去,这是所有敦煌艺术工作者的痛,一部伟大的剧目在它还未结出硕果之际就被人为扼杀在摇篮里。这种遗憾,就像一块伤疤。

  在沉寂了几年后,甘肃歌舞团迎来了另一部作品——《敦煌古乐》,这是一部可以和《丝路花雨》相媲美的杰作。“当时我们的席院长经过十几年的研究,把敦煌藏经洞里的25首唐代曲谱翻译出来,每首只有几十秒。我们就是在这25段曲子的基础上,通过加入历史情节排演成了《敦煌古乐》。”1994年8月19日,《敦煌古乐》作为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开篇演出在兰州首演,而一年前,许琪险些离开甘肃省歌舞团,正是在这位席院长的挽留下,许琪作为总编导和他共同完成了这部《敦煌古乐》。

  这位席院长就是席臻贯,1994年10月6日病逝,享年53岁。

  席臻贯做了什么?为什么《敦煌古乐》的价值如此之高?

  莫高窟藏经洞里的唐代曲谱并不像我们今天的五线谱或者简谱,而是由“王”、“口”、“·”、“火”、“V”、“敦”、“T”等天书一般的符号组合而成,自从藏经洞面世以来,就有众多敦煌学家试图将这部古曲翻译出来。最早致力于敦煌古谱解读研究的,是日本人林谦三,接着是中国人任二北、杨荫浏、饶宗颐、张世彬等。他们通过艰苦的研究工作,基本上解决了谱字的音高问题。 席臻贯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经过多年探索,终于破译了敦煌古乐。

  为翻译这部古曲,席臻贯省吃俭用,废寝忘食,购买大量的书籍,不停地演算,还跑到全国各地寻找赞助商为他还原古代乐器,一个130斤的人,短短几年就瘦成了70多斤。

  有一次,乐器制作完成了,由于剧院的经济条件有限,席臻贯没有雇小车,而是坐着长途车一路将乐器从上海拉回兰州,为了保护好这几十斤重的玉石琵琶,他愣是十六七个小时没有上厕所,怀里小心地抱着他的宝贝。也许正是这件事加重了他的病情,1993年2月2日,席臻贯出任敦煌艺术剧院院长,一个月后他被查出患上了膀胱癌。

  《敦煌古乐》首演一个半月后,席臻贯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敦煌艺术。

  “我们席院长日子过得很苦,他把工资和微薄的稿费都花在买书上了,自己抽的是一毛八分钱一包的烟,后来日子好点了,才抽上一块二毛钱的奔马烟。他家日子过得特别紧,死的时候也没几样像样家具。”许琪回忆起当年的战友,语气中充满了敬佩,她把这种感情溶入到了席臻贯未完成的事业中。

  席臻贯之后,许琪挑起了院长的担子,从1994年到2000年的几年间,在她和剧院同仁的努力下,《敦煌古乐》不断修改完善,从一开始支离破碎的几段曲子,到最后一套完整有型、观赏性极高的舞剧,许琪做出了她能做的最大努力。

  匹夫有责

  然而,由于同样难以名状的原因,许琪只能饮恨退休,在此之后,《敦煌古乐》再也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许琪遗憾地感叹到:“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希望把敦煌艺术发扬光大。席臻贯曾经设想在敦煌艺术剧院创建敦煌歌舞艺术研究院,吸引全国的人才研究敦煌艺术,但是没能实现。”

  《丝路花雨》的成功让甘肃省歌舞团名声大震。甘肃艰苦的环境无法再留住那些优秀的演员,北京、上海、广州,一代代英娘走向祖国各地,敦煌舞的发展遇到了新的但无法避免的阻碍。

  当许琪来北京找到《丝路花雨》第一代英娘的扮演者贺燕云,第三代英娘的扮演者史敏,希望她们和她一起发扬敦煌舞的时候,大家都感到了压力,同时充满了责任感。许琪说:“《丝路花雨》为什么能够30年来经久不衰?没有人思考,没有人研究。我已经68岁了,我不能把我的本事都带走,这太自私了,弘扬民族文化,匹夫有责啊。”

  临走的时候,我们在许琪家观看了一张《敦煌古乐》的影碟,这是敦煌艺术剧院的演出录像,里面还原了箜篌等唐代乐器,这是市场上最好版本的《敦煌古乐》,而它的字幕却全部是日文。

  告别了许琪,我一直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无从下笔,长达数个小时的采访是无法用只言片语来概括的,我生怕这短短的几页纸太过仓促和浅薄,辜负了艺术家们30年的漫长心血和执着。

  一门伟大的艺术需要一些伟大的人和伟大的事,敦煌舞的艺术家们把莫高窟里的壁画、把藏经洞中的古乐用他们的智慧重现在世人的面前,她们被称为活着的飞天,然而,今天,她们又是在怎样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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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陈列馆的部分敦煌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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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千佛洞

  延伸阅读:敦煌保护四条

  莫高窟已经历了1600年的沧桑。在敦煌研究院发给游客的小册子上写着,“请您和我们共同保护这份已十分脆弱的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持所有文物和环境的原貌,使它能真实地完整地传给子孙后代。”

  目前,敦煌研究院一直在做着相关的保护工作。现总结四条,提纲挈领,挂一漏万。

  1:沙粒真有如此大的破坏力吗?

  莫高窟坐西向东,每年从鸣沙山上吹下大量的沙子,它们堆积在莫高窟的下面,日积月累沙子流入最底层的洞窟,这些沙子就像砂纸一样,所到之处底层洞窟的壁画全部受到损毁。特别是经历了千年的积累,其破坏力十分惊人。

  从莫高窟洞窟开凿的那一天起,世族大家世代相延照看着自己家族的洞窟,元明以后那些开窟人的后裔搬迁到了嘉峪关以内,日久天长门破窗坏,洞窟里堆积了许多沙子,一些底层洞窟的入口甚至被积沙埋没。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用了大量精力清理积沙,当时虽然意识到风沙危害,但根本没有力量去治理。

  如何解决:

  现在,通过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国外专家的合作,敦煌研究院拥有了世界先进的气象设备,并且掌握了科学的防沙方法。在莫高窟的上面,通过建立“A”字型的尼龙网,种植灌木,铺设草方格,地表粗化等工作,对莫高窟上方的沙子进行综合治理,效果十分明显。

  在保护研究所工作了20年的汪所长向我们公布了一组数据:“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每年要从莫高窟运走3000-4000立方米的沙子,通过治理,我们的沙子已经减少了70%-90%,这个成果是相当理想的。”

  2:莫高窟为什么对水又爱又恨?

  敦煌深处西北内陆,由于半个世纪以来敦煌市的人口发展迅速,从解放初期的4万人,已经攀升到今天的18万人,所以打井取水使得地下水位持续下降,而流经敦煌的党河上游多有水坝,这就使水资源在敦煌显得格外珍贵。敦煌市内鸣沙山的著名景点月牙泉在60年代的时候最大水深达到9米,而今天却只有1.3米,月牙泉的水位正是敦煌水资源的写照。

  一方面,敦煌面临缺水的困境,另一方面,洞窟里的水又成为壁画最大的破坏者。

  由于莫高窟岩石中的水分含有盐等矿物质,化学成分十分复杂,随着这些带有矿物质的水在墙壁表面不断地凝结、蒸发,使得这些结晶盐颗粒对洞窟表面的壁画危害极大,壁画的病害十分普遍。

  如何解决:

  同样是通过和盖蒂的合作,使保护研究所转变了思想,对壁画的修复取得了突破。“我认为和盖蒂的合作使我们在保护理念上发生了转变。”汪所长总结了壁画保护的转变过程,“一开始我们的保护工作都是见一处补一处,不懂得分析。后来有了国外专家的指点,我们学会了从物质的根本去分析病因,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治疗壁画病害,这样就能使保护工作的效果更好,减少对壁画的损害。”

  说到水,汪所长还是显得力不从心:“虽然微观上我们可以治理洞窟内的水,但是水资源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不止是一个莫高窟或者敦煌市的问题,它牵涉到整个甘肃、整个西北的水资源问题,这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3:为什么要限制游客?

  莫高窟有参观价值的洞窟共有492个,但是日常对游客开放的只有40余个,原因就是保护者们忌惮游客巨大的破坏力。每次游客参观完洞窟,都会在窟内留下大量的水蒸气和二氧化碳,这些物质对壁画都有危害,而且又不易散去,所以当游客流量较大,停留时间较长的时候,洞窟就会显得很“疲劳”。保护所的同志们通过每个洞窟内的探测装置可以时时检测洞窟内的水、二氧化碳等物质的含量,必要时会关闭洞窟,以保证这些千年的老古董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汪所长说:“对于敦煌文化的弘扬与保护一直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希望减少游客来保护洞窟,一方面我们又希望游客们来参观洞窟,弘扬敦煌文化,这也是我们保护的目的。”

  如何解决:

  敦煌研究院耗资2.6亿,正在修建游客服务中心以缓解游客给莫高窟带来的巨大压力。现在每年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多达40多万人,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在参观之前就对莫高窟有详细的了解,从而减少进洞时间,游客可以先在服务中心里储备足够的知识,同时可以通过虚拟洞窟先睹为快。

  目前去参观莫高窟的游客,特别是组团参观的游客:游览莫高窟前要提前预约,敦煌研究院会安排导游免费为大家进行讲解,这样既能让游客看懂洞窟的奥妙,同时又能使游客游览效率提高,对洞窟也是一种保护。

  4:为什么要保留莫高窟洞壁上的油烟?

  1920年至1921年间,俄国境内的白俄叛军逃到中国境内。1921年11月,中国政府拘留了400多名白俄士兵,并将他们关押在莫高窟内。这些白俄士兵在千佛洞内住了半年之久,他们在羁押过程中无处发泄,就在壁画上乱涂乱画。壁画上写满了沙皇军队的番号,佛像被一些污言秽语所玷污。最为可恶的是,他们在洞窟内生火做饭,油烟严重污损了大批的壁画,使这座瑰丽无比的艺术宝库满目疮痍,现今仍有保留。

  如何解决:

  谈到这些熏黑的壁画,汪所长说:“虽然我们可以将这些油烟洗掉,但是会对壁画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决定暂时保留这些油烟,等技术成熟之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修复,这样做本身也是对壁画的保护。”

  汪所长补充说:“我们看待保护问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过去我们保护是有损保护,后来是少损,现在是无损,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就和医生一样,‘先救命,再治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只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才会逐渐发现更好的保护措施,但这是不能脱离历史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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