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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青山影在波

想雪泥飞鸿,蜉蝣寄世,蜗角营营,苦乐何事?对半壁书,煮一壶茶,闲看云卷花开

 
 
 

日志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三)  

2012-10-07 11:19:37|  分类: 名著导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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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秦会要》

  又称《秦会要订补》,记载清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清人孙楷于光绪三十年(1904)撰成。共二十六卷。该书仿照汉、唐、五代《会要》体例,分为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等14门。门下再分为三百零一目,以史事系其下,并注明引用档案文献名目。原书遗误甚多,后由徐复进行订补,逐条修正。195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书名《秦会要订补》。2000年,杨善群又对此书加以补充,订正,复原书名为《秦会要》。

  孙楷(1870~1901),字汉王旬,湖南湘潭人。清末学者。勤研历史档案,学理渊深。

52、《五代会要》

  记载後梁﹑後唐﹑後晋﹑後汉﹑後周五代典章制度及其损益沿革的史料汇编。北宋王溥于乾德元年(963年)告老还乡的前一年修成。共三十卷(一作五十卷)。《五代会要》共设二百七十九目,除个别目﹑次略有调整外,体例一遵《唐会要》。每目内,先按朝代更迭,再依年代顺序编排史料,甚便检索。成书於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一说乾德元年(963)。

  《五代会要》依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的诏令、奏议分类编纂而成,是研究五代典章制度必不可少的史料,价值很高,可視為《通典》之续編。《五代会要》在保存五代典章制度方面功绩殊伟。它成书於《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之前,是关于五代典章制度的最早撰著。而且由于此後诸史於五代典章的叙述均甚简略:《旧五代史》是辑本,《新五代史》又僅有司天、職方二考,《五代會要》遂成為研究五代这五十多年的典章文物制度的唯一史料。其“礼法刑政沿革”全赖《五代会要》得以流传。關於唐初世族之升降,唐役使民工兴建诸宮、府兵、养马、都督府的設置、佛寺之兴建等皆有記載,足補正史之缺。王溥仕於五代,后周时居相位,谙熟五代典章文物,编撰此书时又大量摘引五代诸朝实录中的诏令﹑奏议,故史料亦比後出的新、旧《五代史》翔实。。四库馆臣称该书“收放失旧闻,厥功甚伟”,又说:“读五代史者,又何能无此一书哉!”

  《五代会要》撰成後,诏藏於史馆。北宋庆历六年(1046)文彦博初刊於蜀;南宋乾道七年(1171)施元之复刊於徽州(今安徽歙县)。元﹑明之际无刊本。清乾隆中方有活字本刊行。今通行本为清光绪十二年(1886)江苏书局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之校点刊行。

5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记述宋高宗赵构一朝时事的编年史书。二百卷。时间从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共36年的史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包括宋高宗一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叙述,也记录了金太宗完颜晟、金熙宗完颜亶、金海陵王完颜亮三代的史事,为研究宋﹑金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高宗一代曾有大量的时事记载,由于这些记载的见闻、详略、政见不同,对人物的评论也有所不同,故事多歧互,众说纷纭。李心传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书为基础,参考其他官书,以及一百多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订,采用了他认为是可信的,辨别了他认为不可信的,并一一注明。对重要事件,本文不能全载的,也另加注明。该书可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互为补充,前者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后者则保存了较多的原始记述。有此两书,对高宗一代史实可以得到较清晰的了解。

  作者撰写该书适在秦桧、秦熺父子专权,恣意篡改官史之后,《要录》因袭旧章,不免承其谬误。《要录》编纂多仿照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体例,书名《要录》,又是摘要而记,这与《长编》所定宁繁毋略的原则多少有所不同。该书堪称《长编》的继续,把李心传同李焘并称,也是当之无愧。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清《四库全书》本、光绪仁寿萧氏刻本和广雅书局刻本传世。

  李心传(1167~1240),字微之,四川井研人。十四五岁时,随其父李舜臣居于临安(今浙江杭州)。时舜臣任宗正寺主簿,故心传得有机会阅读官藏的当代史书,引起研究当代史的兴趣。庆元元年,(公元一一九五年)乡试下第,遂绝意应举,闭户著书。晚年,魏了翁等荐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修中兴四朝帝纪又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间,书成,擢工部侍郎。以言罢。心传有史才,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外,著有诗文100卷,《高宗系年录》200卷,《学易编》5卷,《诵诗训》5卷,《春秋考》13卷,《礼辨》23卷,《读史考》12卷,《旧闻证误》15卷,《朝野杂记》40卷,《道命录》5卷,《西陲泰定录》90卷。《宋史》有传。

54、《明会要》

  记载明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清人龙文彬撰。共八十卷,共80卷。体例本于《秦会要》、《两汉会要》、《三国会要》,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动历、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祥异、方域、外蕃等十五门,子目为四百九十八事,征引赡博,间附论列辨证,可供检索明代制度资料之用。一般认为史料价值不及明代官修的《明会典》。

  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光绪间(1875)广雅书局刻本线装24册、清光绪十三年(1887)永怀堂刻本线装20册。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点校本。

  龙文彬(1821—1893),字筠圃,江西永新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改吏部主事,光绪元年充棱穆宗实录加四品街。除《明会要》八十卷外,尚著有《永怀堂诗文钞》10卷,《明纪事乐府》三百首。《清史稿》有传。

55、《史通》

  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的一部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为时九年。《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其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一、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二、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 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三、历史文献学。《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

  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56、《通典》

  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的史料汇编,唐杜佑撰。书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时间从上古传说,终于唐天宝末,间及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全书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各冠以总论,下系子目,凡有1584条,正文约170万字,注文约20万字。取材博综古今,广采群经、诸史、地志,汉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国史、实录、档案、诏诰文书、政令法规、大事记、《大唐开元礼》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时间顺序分类纂次。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其中以食货、职官、边防各典较为精到。其具体成就如下:

  第一,《通典》材料系统而丰富,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也为人们研究、了解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内容略古详今,唐代部分约居全书的四分之一,多属原始数据,其价值不在《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之下。《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相当丰富。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虚设。他强调经济的重要性,在书中把“食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这在历代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传。”(《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这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都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

  杜佑对史学的作用非常清楚,对自己撰写《通典》的目的性也非常明确。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曾任唐朝节度使和宰相等职,对中央及地方制度极为熟悉,他采录历代典籍,溯寻制度的因革变迁,希望为在唐帝国写下一幅臻于理想的政治蓝图。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处理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又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这使他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杜佑对史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第三,《通典》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第四,《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通典》也有不足之处,如《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叙兵法而不载兵制,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记事中也偶有遗漏,窜入宪宗朝数事等。但瑕不掩瑜,《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著名的“三通”之一,为中国典制文化专史的首创之作,对后世史书编纂影响甚巨。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父杜希望,官至鄯州都督、陇右节度留后。佑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出为岭南、淮南节度使。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顺宗、宪宗二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唐宪宗元和初,杜佑以年老,屡次请求致仕,元和七年(812)六月,始获准以守太保致仕。十一月病卒。赠太傅,谥曰安简其孙杜悰后来也做到宰相,杜牧为晚唐著名诗人。

  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除《通典》,还撰有《理道要诀》一书,系《通典》的要义,被朱熹称为“非古是今”之书,今已亡佚。

57、《通志》

  记载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史。关于《通志》有不同的定性:当今称之为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传统史学将其归入典章制度类的史料汇编,列为“三通”之一;也有将其列入百科全书类的。就郑樵本人而言,其原意倒并不在于作一部典章制度史,而是编一部从上古到当代贯通古今的通史。他取名《通志》,其实就是“通史”之意。《通志·总序》就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今谓之志,本其旧也。”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共200卷,其中帝纪18卷 、皇后列传2卷、年谱4卷、略51卷、列传125卷。基本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制,不过改“表”为“谱”,改“志”为“略”,以及在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通志》的成就,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郑樵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会通”、“求是”和“创新”。主张修书要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他重视实践的经验,反对“空言著书”,认为有许多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他批评许多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陈陈相因,缺乏创见。认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郑樵力主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史。这当然有片面性。断代史固然有其缺陷,但也有其自身的优点。班固之后,各家断代为史,也是度德量力,未可厚非。但从“会通之义”来说,郑樵之说确实颇有见地,也反映了其睥睨前人的魄力。它着眼于通史规模宏大,能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出历史发展的变化大势,在王朝的兴废更替中探讨封建社会内部周期性的矛规律。从这点来说,其史学观是颇有识见的。

  第二,《通志》的纪传部分主要抄自前代正史而稍加连缀。其精华在“二十略”,这也是郑樵最为关注和得意的部分,他认为是“总天下之学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又说“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这话未免有点夸张,因为《二十略》中,天文、地理、艺文、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等十略,前史已有立目;“器服略”也属礼的内容,基本上本于前史书志及《通典》;都邑、氏族二略,刘知己在《史通》中首先主张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郑樵由此受到启发,其内容则为新增。唯“六书、七音、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七略,以往旧史很少涉及,确是郑樵的首创。其中的《金石略》和《图谱略》扩大了历史文献资料的范围;《艺文略》通录了古今存佚的文献,创立了心的图书分类方法;《校雠略》是《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的说明书,集中又系统地反应了郑樵的文献学思想,也是通志“二十略”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文字不多,但内容丰富,对文献资料的搜访,典藏,整理,使用等问题的看法都包括在内。在我国学术史上,将校雠之学写成专著,是从《校雠略》开始的,郑樵的发轫之功,不可抹煞。因此总的来说,《二十略》中有许多新创,确实别有心识且用力很深。后人评论《通志》,一致公认全书精华唯在《二十略》。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云:“其平生之精力,全书之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称道它“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第三,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也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通”起来,所谓“会通”,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这种编辑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

  《通志》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采取敌视态度等。但这无法掩盖《通志》的巨大学术成就。梁启超曾高度评价郑樵对史学的贡献:“宋郑樵生左(左丘明)、司(司马迁)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跖,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一彗星焉”。

  《通志》现存 最早的刻本为元至治元年(1321)摹印元大德本。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为流行的版本。二十略有单行本。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过《通志二十略》为套装上下册,竖排繁体字本。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 “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宋高宗绍兴22年(1152),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见郑樵,郑樵仅用“豆腐、白盐、白姜、荞头”相待,两人谈诗论文三天三夜。下山时,朱熹的书童对此颇有微词,朱熹却说:“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齐全也”。绍兴27年(1157),郑樵已修书五十种,献给皇帝,被授右迪功郎,但没有接受,回家后,筑草堂于夹漈山,编纂《通志》丛稿。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通志》书成,郑樵到临安献书。适逢高宗赴建康(今南京市),戒严,未得见。第二年春,高宗还临安,诏命郑樵将《通志》缴进。高宗授他枢密院编修官,是时,他已病逝,终年58岁。郑樵一生述著颇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大部分已佚亡。今存仅《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及一些零散遗文。

58、《文献通考》

  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的史料汇编。南宋末年马端临撰。记载时间上自上古,下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因此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杜佑《通典》的扩大与续作。马氏著《通考》的目的,在《自序》中曾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类似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献通考》全书共348卷,分为24门,《经籍》、《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该书中唐以前取自《通典》,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门类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寥寥;《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文献通考》通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1986年中华书局出影印本。

  《文献通考》具有较高的史学地位。马端临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考》与《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因此,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马端临(1254—1324),字贵与,号行州,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辞职,端临亦随父回乡,侍奉父亲。赵昺祥兴二年(1279),南宋为蒙元所灭,马端临以隐居不仕进行消极抵抗。自其父去世後,在元朝压力下,马端临被迫出任慈湖书院和柯山书院院长。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又出任台州儒学教授,三个月告老还乡,不久病逝。享年70岁。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马端临在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著作除《文献通考》外,还著有《大学集注》、《多识录》等。

59、《文史通义》

  史学理论著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撰,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原因,由于他认为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著作,皆有不足之处:“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其中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认为史之源起先于经,提出“六经皆史”论。《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六经皆史”虽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第二,在历史编纂学上,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纂辑”。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第三,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和“二长”八个优点。“六便”是: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为此他肯定郑樵的《通志》。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方,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晚年,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转自  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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