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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青山影在波

想雪泥飞鸿,蜉蝣寄世,蜗角营营,苦乐何事?对半壁书,煮一壶茶,闲看云卷花开

 
 
 

日志

 
 

雅士风度苏履吉  

2015-05-07 07:57:01|  分类: 闲情偶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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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士风度苏履吉

——读苏履吉诗有感

雅士风度苏履吉 - 被风吹过的夏天 - 月在青山影在波

 

雅士风度苏履吉 - 被风吹过的夏天 - 月在青山影在波

 

雅士风度苏履吉 - 被风吹过的夏天 - 月在青山影在波

 

雅士风度苏履吉 - 被风吹过的夏天 - 月在青山影在波

 

近读苏履吉《友竹山房诗草》及其补遗、续钞,颇多感慨。

苏氏于嘉庆十八年(1813)登拔萃科,翌年春廷试入选以县令用,签分甘肃,二十年(1815)赴任。初莅庆阳,先后调崇信、正宁、灵台、洮州(今临潭),弭节皋兰,摄篆漳津,后数知敦煌。在甘肃历职近二十年,足迹遍甘肃及今青海、新疆部分地区。所到之处,恤民惠政,善析冤狱,乐育人才,“荒政所活者数万人,书院所成者数百士”,被称为“神君”、“生佛”,敦煌人民至今称颂不已。

苏氏在甘任职期间,波折颇多,尤其是在敦煌任职最久。其于道光四年(1824)正月至敦煌,任知县。其后波折颇多,至道光十二年(1832)离开敦煌,数年间四莅敦煌。在任期间,体恤民艰,为民请命,和敦煌士子吟哦唱和,使敦煌文风一时大振,士民颇多称誉。尤其是修葺鸣沙书院(今东街小学前身)、倡建月牙泉官厅及四乡义学、组织编纂《敦煌县志》(道光辛卯版)等事,颇得民心,敦煌士民深感念之,为其奉长生禄位于奎光阁(即文昌宫魁星楼,已不存。原址在今敦煌二中)。敦煌历任知县颇多,但为敦煌人牢记并以长生禄位供奉者仅曾希孔、彭以懋及苏氏三人。为官至此,造福一方,重学兴文,邑民感念,想苏氏当年,虽因多种原因未能青云直上,其心中也应是无愧无憾了吧。

苏氏家风渊源深厚,自幼受儒学熏陶,行事颇为风雅,每至一地,都写下大量诗篇。观其诗作,本为南地之人,拔萃选举知县,分发甘肃,行万里之遥来到西陲,与其家乡相比,此为塞外苦寒之地。但其大量诗作中,除却诸多思乡思家之语外,从未曾流露出过多的失落情绪,亦是承千古文人达观之一脉吧。即使在其仕宦浮沉多年,相比其一手提携的学生漳县王宪,苏氏除顶戴偶换,官职却因诸种原因未有多大升迁变化,但这并未使苏氏消沉失落,仍积极于政务,飞刍挽粟,筹运军饷,关注民生,勤于抚字;闲暇时徜徉于田园水滨,与地方士子唱和吟诗,留下诸多佳话。

苏氏在敦煌,将官署内居室书房命名为藏拙山房 内复额曰:“四宜深处”,谓“於春则宜以种花,於夏则宜以避暑;於秋则宜以对月;於冬则宜以御寒;有随处咸以之象,题咏甚夥。对此藏拙山房,苏氏甚爱之,先后题有多首诗。于西轩筑屋后,又名之曰余仓山房。又于署后辟园一处,移植花木,修建亭台,名为苏园,在其匾额题跋曰:苏者,复生之意也。余于敦煌署后辟园一区,移植花木,皆望复生,故以是名园。若谓园开自余,而因以氏之,则非余之本志。后之君子,其鉴余之意而勿翦勿伐,使是园永兹畅茂,则幸甚!又题楹帖云“我爱种花兼种菜,谁嗤居宦似居家。苏氏常于此处与朋友饮酒唱和。道光六年(1826),苏氏二莅敦煌,题署内二堂额曰“去来堂”,并楹帖云:前事原为后事师,请看去时局面;旧官即是新官样,敢夸来日威仪。道光十年(1830),苏氏最后一次在敦煌,回忆往昔,感概丛生,忆及前后凡七年,四莅敦煌,遂题篇额于大堂曰“七年四至之堂”。敦煌城西,原建有一亭,亭前有杏数十株,乾隆间张希郿题曰碎锦亭,苏氏以望杏务农,改题为观稼亭,并题联曰:八载宦情如作客,六隅民命总归农。想在此边塞小城,有此风雅之举,上有所行,下必效之,对激励敦煌士子们追随雅士风度、刻苦进学,必定起到了较强的引领作用。

苏氏雅行,也并不限制于此一处,月牙泉边,白马塔下,党河两岸,古城断垣,无处不是其吟诗之处,留下著名的敦煌八景咏诗,使敦煌八景一说自此定名。苏氏既无心于经营仕途、升官显宦,遂常与一班士子徜徉吟哦,鸣沙书院主讲曾元鲁就曾有苏氏索诗如索逋之说。敦煌士子,虽相比其亦师亦友的学生王宪不能相得如一,但亦能唱咏一二。苏氏行为风雅,对敦煌士风,促进之益,必非浅显。

苏氏在敦煌留下的佳话亦不少。昔一武阳士子,来敦煌数年,以舌耕为业。敦煌一农家女子,谓世间无饿死读书人,钟意其人,愿为之续配。苏氏颇嘉许之,不仅亲往道贺,还书箑面以赠。又有敦煌赵木匠者,工于刀笔,其妇能搨墨本,两度向苏氏索诗箑,苏氏欣然书以赐之。想边陲小邑,以刀笔搨墨为生,必于当地文风兴盛密不可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苏氏任职漳县时,于诸多学子间,发现时年二十岁的王宪颇为聪颖,遂延入署内,与昌龄伴读,并训昌丁。从此与之亦师亦友,成为忘年之交。苏氏与之颇为相得,写下许多唱和之作,流露出殷殷期望、谆谆教诲之意。王宪亦随之奔走西陲,苏氏在敦煌,王宪也随之来到敦煌,期间长达八年之久,亦可谓是为远离家乡的苏氏带来了一丝慰藉。王宪性至孝,每至醉后,辄思其祖生时钟爱,不胜悲泣,苏氏遂写诗谆谆告诫(《劝王青厓少饮酒》)。王宪在苏氏的提携教导之下,王宪终于道光五年(1825)考取拔贡,并进京朝考,以知县分发河南,自此一路升迁。苏氏虽多不舍,但仍继续写诗勉励(《寄赠王青厓四首》),其后亦常鱼雁往来。二人之交往,不仅留下了诸多唱和之作,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

由诸事看来,敦煌近代文风的昌盛,实在不能不说其中少不了苏氏的贡献。在敦煌留下如此多高水平诗作者,恐怕除苏履吉外,再无第二人。在历史深处,不论是敦煌之幸,遇到了苏履吉;还是苏履吉之幸,在漫长人生旅途中遇见了敦煌,都不再重要。雅士远去, 只给敦煌留下一个远远的背影,但这,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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