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搞学术的，但竟做着这样的事情。
两年下来，腰椎、颈椎、坐骨神经都颇有问题，数次起床，都要努力把身体从床上拉起来。有些时候，那种要直起腰的困难是两年前的我更不无法想象也不会想象的！但，必须拉起来！因为，手头工作仍未竟。实质上，若要放下，也就放下了。但我做不到！尽管离了谁，地球都会转得很正常，但我既然接了这工作，开了头，就要努力做好做完。
两年来，几乎天天在四堵墙壁之内，很少和人交流，这种整日和书页典籍文字打交道有诸多趣味，但沉迷于这一点，也使我可怕地发现，我几乎不知道该怎样去和别人交流了。一张嘴，不是不合时宜就是跟不上这个时代，
只要跳进来，这样的工作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初开始，你以为面对的是一条小溪，后来，发现是一条河，再后来，才发现面对的是大海。或者，就如剥茧抽丝一样，抽出一个头，后面面对的是一大堆要处理的丝。无论怎样，面对的是大海还是乱麻，都必须去理清头绪。
赶快，赶快！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白了少年头！
读到一个已经离去的老人——李光耀——关于人生的演说，颇具启迪！
我们踏上人生旅途时，前途充满着未知数。我们有的是计划、梦想，但是往往得走迂回曲折的道路。对着难越的关山兴叹，抢渡险恶的急流，或被土崩和地震阻挡征途，我就是这样度过了80年。
就读莱佛士书院时，我的心愿是获得一份到英国深造的奖学金，然后成为律师。不料，我的梦想很快落了空。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了新加坡。从那天起，这个小岛经历了日军三年半的残暴统治，让我上了人生难忘的一课，使我深深体会到权利的意义，也使我认识到民族性和国民性是怎么一回事。世上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教导这么宝贵的一课。在日治时期，我空闲得很，便开始追求我的妻子，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
我从没打算要从政，但在伦敦和日治时期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深深感到我们应该争取自治，于是我们创立了人民行动党。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了大选，新加坡成为自治邦，我当了总理。1963年，我们加入马来西亚，1965年，我们被逐出马来西亚，接下来就是致力于确保新加坡的生存。这就是新加坡的历史，我参与了这段历史。
我庆幸能有今日，并为自己能为广大人群的幸福尽一份力而感到高兴。此外，我协助挑选了一批治国良才，使国家能继续繁荣昌盛，这使我感到放心。
我从未想到会活到80岁，对自己现在还活着，而且相当健康，身心完好，感到心满意足。一些老朋友和同辈的境况天差地别，使我深有感触。
终究而言，我觉得人生最珍贵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荣华富贵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亲情和友情能持续不断地温暖并慰藉我们的心灵。
如果从头再来，我的人生旅程会有所不同吗？其实，人生有如一场要不断作出抉择的游戏。每到一个阶段，就必须做出抉择。选择了一条道路，改变了方向，就必须向前走，不能再回头。假设我当年选择继续当我的律师，并且假设新加坡是由一群蠢材当权，那么所有的律师必定一筹莫展，消沉没落。
换言之，人的一生是无法全盘计划好的。因此，我觉得人生变幻无穷：紧张刺激、充满变数、有时让人振奋不已。重要的是，我们不应失去对生命的热爱。观赏日落之后，要好好睡一觉，恢复精力，醒来之后又迎来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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