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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青山影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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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蒋其章的敦煌往事-《酒泉日报》20160218  

2016-02-21 10:10:33|  分类: 沙州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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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名噪一时的《申报》主笔,却在声名日隆之时离开上海,告别报馆,不远千里来到敦煌任知县,蒋其章一生波折颇多,搜求多处资料做了梳理,限于篇幅字数限制,作了多次修改。一稿二稿三稿,此中甘苦,惟案前青灯可鉴。

蒋其章的敦煌往事-《酒泉日报》20160218 - 被风吹过的夏天 - 月在青山影在波

 

不该遗忘的名字——蒋其章

——《申报》首任主笔在敦煌

孟子用鱼和熊掌来说明取舍和抉择的道理,但在生活中,人们的选择远没有“两难”那么简单。即使此刻选择的是熊掌,但当最后打开盖子那一刻,才会发现,盘中不过是鱼罢了。告别灯火辉煌的十里洋场,告别苦心经营已声名日隆的《申报》,蒋其章选择了遥远的敦煌,这一看似简单的选择,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最佳的;但对于敦煌,却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敦煌是有魔力的,不止是蒋其章会这样作出选择,还有后来的常书鸿、樊锦诗……

蒋其章,字子相,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人。1872年,《申报》创刊,正值而立之年的蒋其章被聘为首任主笔,很快就使这张新创办的报纸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扩大影响。同时,他还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翻译者,是我国翻译西方小说第一人。蒋在当时的上海文坛很有影响,常发起以文会友的集会。光绪五年(1879),他选择了步入仕途,远赴西北,后任敦煌知县,后遭左宗棠弹劾,只能依附于张曜幕府,终客死他乡。文人从政,多励精图治,本应为其大展宏图之际,奈何“时不利兮骓不逝”,其一生遭遇令人唏嘘,但他留给敦煌的记忆却是极其深远的。

当敦煌遇见蒋其章

光绪五年,藏经洞还在沉睡之中,在省城兰州候缺的众多官员眼里,敦煌属于“急难繁重”之县,即使被委派此缺,他们也会想尽办法推脱,宁愿选择距离省会较近的皋兰等地,也不愿意来此偏远之地。

但蒋其章来了!在官场诸位来看,显然,他不是个聪明人!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文人士子又一次不聪明的抉择,敦煌幸运地遇到了蒋其章。

敦煌人吕钟编纂的《重修敦煌县志》收录有蒋其章诗作,其中有一首作于光绪五年上巳日的《偕凤雨村游月牙泉得诗一首》,其中写道:“列坐流觞病未能,偶谈名迹陟嶒陵。群山一曲淡无影,新水半湾微有冰。”显然,蒋其章于是年年初到任后,当地官员士绅曾在月牙泉设宴邀请,但蒋氏或许因旅途劳顿生病,未能参加。后到农历三月初三,虽尚处于苦寒之中,月牙泉冰尚未完全消融,但敦煌向有此日官绅士女游观月牙泉之俗。初到此地的蒋氏也按捺不住对此千古名胜的向往之情,与前任凤赓(字雨村,光绪三年十二月署任敦煌)同至月牙泉游览并作诗吟唱。后来,他还游览莫高窟等处,并作诗歌吟,其创作应该不少,但蒋氏留存至今的与敦煌有关的诗作,只有《游千佛洞得诗三十韵聊以疥壁》等三首。

署理敦煌后,刚刚步入仕途的蒋其章就像每一个刚刚踏入政坛的文人一样,颇想施展一番作为。当时的敦煌,尚处于同治年间兵燹大饥后的恢复之中,无力承担过多的财政负担。敦煌南山原有金厂,按例每年须向甘肃布政司上解课金九十九两,但因“矿老山空,金苗不旺,停采已久,器具全无”。加之“连年拖欠课金,盈千累百,各任更换不一,摊赔多无可着追;金夫死徙无存,带征则尤为拖累”。布政司屡次“饬催报解”,敦煌无力承当。蒋氏遂向甘肃布政司崇保禀告,以求免除该项课金,后经左宗棠上奏朝廷,此项终得免除。

左宗棠在西北时,雷厉风行发布《通饬陕甘各州县禁种罂粟并发戒烟药方》等通告,严令各级官员禁绝罂粟,并积极倡办文教。蒋其章积极践行这一政令。敦煌南湖一带,远离县城,地处荒僻,但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宜于多种作物生长。但长期以来,官吏放任自流,民众贪图其利,种植罂粟的面积日益扩大。蒋其章看到这种情况后,遂指派兵丁将所种罂粟“拔除尽净”,并引导民众在“荒歇地亩引水灌田,种植稻谷”。同时,他积极“兴修义学”,并“筹捐社粮,以每年所收息粮作义学膏火”。此二举得到了左宗棠的嘉许,认为他“所办尚是”。但也指出:“惟每粮一石取息三斗,未免太重。应即切实议减,并饬派妥绅经管,明定条章,以垂久远。” 

蒋其章在任时,还洗刷了敦煌举人雷起瀛的不白之冤。雷起瀛在敦煌近代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曾考充爱新觉罗学官,教授天潢子弟,归乡后主鸣沙书院讲席,拥皋比二十年,敦煌士气一时振起。同治年间,匪患连年,地方推举雷起瀛办地方防守局局务,兼带户勇,同治十一年,因左宗棠围白彦虎于肃州,遂遣散户勇,杜门不出,精心著述。因受地方推重,颇得地方士绅民众推重。同治十二年,敦煌屡遭兵燹抢掠,秋禾被劫掠殆尽,造成同治十三年大饥,人相食人,死亡枕籍。逃亡他乡者不可胜数。时左宗棠驻肃州,拨发赈银,却为不良官吏谢某等挪作他用,无法发放,以至引发众怒。雷起瀛居中调停而不得,进而导致民众迁怒。地方官吏遂将罪责推给已病入膏肓的前任县令樊建基和雷起瀛,诬告二人相为狼狈,罗列“仗势欺人,藉公肥己” 、散发赈银、夤缘功名等罪名上禀左宗棠,左宗棠虽派员调查但仍受到蒙蔽,遂以助樊建基“借供支军粮为名,于冒销仓粮巨款外,勒派民间捐粮盈千累万”和“助官为虐,鱼肉乡里,久为敦煌士民所切齿”的罪名,革去雷起瀛“举人、已保花翎候选直隶州知州”的功名,饬归乡里,不得再干预政事。至光绪五年,蒋其章到任之后不久,便听闻雷起瀛声名,并收到“合邑绅耆举人”的联合呈文,经详细了解后,遂将经过情形及时禀报了安西直隶州知州龚恺,并将“合邑绅耆举人”的联合呈文一并呈上。幸而,龚恺也较为正直,并无回护前任之意,又将此情及时禀告给了左宗棠。光绪六年十一月,左宗棠向朝廷上折,以雷起瀛“自被革后,尽心课士,并未干预公事,现已六十四岁。该绅等目击其悔改属实”。且“自被革后,闭户读书,力图晚益,尚属深知愧悔”。请求朝廷“将已革举人、花翎知州拣选知县雷起瀛开复翎顶职衔原资,以示激劝”。雷起瀛所蒙之不白之冤终于算是得到了洗刷。

蒋氏在敦煌任上,求免课金,振兴文教,查禁烟毒,清理冤案,几件大事,在敦煌地方志中虽记录不多,但参照《左宗棠全集》中的批札和奏折等即可找到端倪。蒋氏所为,对敦煌民风士习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但在上级左宗棠那里,却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左氏其时正在忙于西征,军费本来紧张,而蒋氏几乎是反其道而为之,故在左宗棠心里,种下的是“办事颟顸”的坏印象。

“外事接待”再埋祸根

更令左宗棠这位上司不高兴的事儿还在后头,根据左宗棠的批札和信件,蒋其章在任期间连续接待了两批来到敦煌的外国考察团。第一次是在光绪五年,匈牙利人塞切尼·贝拉(Grof Szechenyi Bela,1873-1918)持总理衙门的执照,带领考察团自上海来到肃州,拜见了左宗棠后“意欲出关寻通青海、西藏之路”(左宗棠信札中称之为马加国、奥斯国来游历之人摄政义,考察团成员还包括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奥地利人古斯塔夫·库列托奈尔)。塞切尼考察团有着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清廷所持态度是:“遇有入藏游历洋人,设法阻止,倘不能阻,则加意防护,勿稍疏玩,以免滋生事端。”(《清实录》卷九十二)。左宗棠“以荒山万叠、路绝人行告之”,但塞切尼一行仍坚持欲往,左宗棠遂“发传牌加派委员并亲军护送”到敦煌。在敦煌,塞切尼等受到了蒋其章的招待,但显然受左宗棠密谕,并未提供过多便利。故塞切尼“到沙州后觅路不得,登山四望,戈壁沙碛无可置足,废然而返”(塞切尼在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和敦煌地形,在后来著作的《于远东》一书中记载了当时莫高窟的窟型、供养人的保存状况和一些纳供于佛窟内的木像,绘制了敦煌县百万分之一的分色地图和敦煌县城及莫高窟外景速写)。由于塞切尼此行探路不顺,遂发抱怨于官府,言左氏“不准传话、服役人等同往、准抵安西为界”,致左宗棠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诘问。塞切尼一行后自甘州、西宁取道去往青海,西宁办事大臣喜桂亭一路倍加照护,办理较为妥善,颇得左宗棠赞赏,并给予奖赏。

其后,俄国探险家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1839-1888)带领由三名军官、八名士兵及哥萨克人组成的十三人考察队,经新疆考察来到敦煌,也欲“自此取道前赴布达拉”,实质目的是探查自新疆通往西藏的道路。蒋其章两次上札禀告左宗棠,“(俄官尼)寓居城外千佛寺,意在购觅蒙人带路。”左宗棠对此也颇为谨慎。“预以路绝行人、无从试步告之,彼如不信,则听客之所为,恐亦将废然而返。”“既经与俄官说明,如必欲觅路前进,该地方官固不耽干系也。”“境内该护送地方必应护送,免有借口。”蒋其章以为不予指路,普氏也定会像塞切尼一样“废然而返”,但已是第三次到中国考察探险、富有经验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带领他的探险队“移牧大泉一带”,终于找到了愿意为他们带路的蒙古人,并顺利地从当金山口进入青海,后终进入西藏,在那曲附近的杂玛尔(今那曲县措麻乡)被“藏番阻拦”,“藏众一心坚拒”,普氏一行的西藏考察之旅遂告终止。可以说,两次“外事”接待,蒋其章均没有妥善处理,不仅使左宗棠受到了总理衙门的指责,也令左宗棠对他的能力愈加产生了怀疑。

接下来的事情则令左宗棠更为恼火,一小股残匪由新疆境内窜至敦煌南境,并由大红山进入罗布淖尔,因距离过远,蒋其章未能及时设法缉拿,致其逃窜。蒋其章虽及时向左宗棠做了禀报,但显然左宗棠极为恼火:“该令于此次回犯逃入辖境未能设法截拿,事后却言之了然,亦足见其办事并无实心也。”左宗棠对蒋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甚有看法。还“姑加训饬,以观后效”。这使得蒋其章在左宗棠心目中逐步成了一个“居心浮沩、庸劣不职”的官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那个紧紧密封着的命运之盘中,当初的“熊掌”正一点点变成“鱼”。

暗遭弹劾终沉下僚

光绪六年重阳节,蒋其章陪敦仁太守、张海廔(外广内娄)明府策骑重游月牙泉,同韵和诗。蒋其章诗为:“策骑沙山下坂来,半泓泉水镜奁开。崚峦倒影浸寒碧,风浪不生闻怒雷。天马神奇疑附会,沙鸥浩荡足徘徊。时清僚佐今多暇,好共临流酹一杯。”此时的蒋氏,没有料到,三天之后左宗棠上奏朝廷的奏折中,会将他革职。其实,早在光绪六年正月,左宗棠上折吏部求准予陕西华阴人李荣试署敦煌知县,后李荣未准到任。显然,此时,左宗棠已做好撤换蒋其章的打算。至光绪六年九月,左宗棠终于以蒋其章“居心浮沩,办事颟顸”为八字考语,上奏朝廷将其革职,并推荐“廉隅自励、志在有为”的何桂顶替了蒋其章。

从此,蒋其章的仕途之梦也就画上了句号。不甘心的他并没有回到申报馆或是家乡,而是继续留在西北,投入了左宗棠部下张曜的幕府,做了一名书记员,这样一个选择令人为之叹息,富有才华的他自此在官府案牍之间郁郁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探究蒋氏始终难入左宗棠法眼的原因,一方面,蒋并非左氏的嫡系,本就不受左宗棠的信任,加之来到甘省后并无出色表现,在敦煌任上诸事几无一件能合与左氏心意;另一方面,左宗棠对报馆人士,始终存在偏见,当时报纸对西北局势的报道或多或少有着左宗棠负面的新闻,使左宗棠很是不快,并对报馆人士颇为轻视。在与友人书信中,曾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8页)的说法,蒋氏曾任申报馆主笔,左宗棠“恨”屋及乌,自然不会再用蒋其章。其实在蒋氏自己,也认为“笔墨生涯原是文人学士之本分,既不能立朝赓歌扬言,又不能在家著书立说,至降而为新报,已属文人下等艺业,此亦不得已而为之耳”,即使在西北做一名小小的书记员,也比做一名报馆人士强,这也就注定了他后期的悲剧。(《论新报体裁》,《申报》光绪元年九月十日)

敦煌革职离任之后,蒋其章被辟为张曜的幕僚,落魄的他仍对复职满怀希望,希望能够积累功绩,“还职之旧”。于是,蒋其章出嘉峪关来到了在阿克苏、喀什任左宗棠部将张曜麾下,做了张曜的幕僚,逐渐落魄。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张曜由西北回京待命,蒋其章随同返京。后清廷令张曜查勘山东河工海防,蒋其章又随同张曜来到山东济南。在此后的几年中,蒋其章一直在张曜幕府任事。蒋其章虽不入左宗棠法眼,但在张曜幕府,却颇为倚重,多次派蒋其章到京城办事。光绪十六年七月,张曜卒。蒋其章继续在接任者福润幕府任职。光绪十八年(1892),刚刚到知命之年的蒋其章在元宵节踏灯归来后溘然长逝。同僚赵国华为他做了一则挽联:“幕府水泉清,我共军咨惭祭酒;灯宵残月堕,谁期词社咽屯田。”

从《申报》首任主笔到敦煌县令,再到遭弹劾流落异地他乡,直至客死山东。终其一生,那胸怀中的宏大抱负终未得到施展,期盼自己选到的是“熊掌”,等最后命运的盘子打开,赫然已变成了“鱼”,命运就这样一次次地开着玩笑。

命运多舛,际遇不佳,琴声远去,作品散佚,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刚刚在申报馆露出锋芒,却终选择了经济仕途,到敦煌任上又时运不济,遭到左宗棠的弹劾,以至晚年劳碌于案牍之间,寄身于莲幕篱下,客死于异地他乡,遥想其自敦煌遭弹劾后的无数个静夜,内心凄惶之态,令人为之叹惋。

蒋其章——这个名字,不该被敦煌忘记,在官场上,他不是个聪明人!可恰是他极不聪明抉择与作为,给敦煌留下了虽不浓艳但却值得永远铭记的一笔!


最初稿早前曾发在博客上,链接存记。

http://dh2519.blog.163.com/blog/static/115004025201510215142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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