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风的诗人
如果要说最能读懂敦煌风的脾性的，要数清代的敦煌县令苏履吉。
他在一首题为《大风》的诗中写道：
“大风飙起沙飞扬，天上白日为昏黄。
城中沙尘入户牖，须臾几案堆如霜。
人面咫尺不可辨，视若鬼蜮渐茫茫。
始知人世有奇变，霎时明灭成沧桑。
三日两日不见息，风声瑟瑟人凄凉。
夜半月影忽东上，恍如白昼日重光。
不识大风归何处，天公还我云汉章。”
这首诗大约写作于道光五年（1825）左右，即苏履吉初仕敦煌后又即将离任之时。对这场大风，他描写的细致入微：完全没有任何征兆，这场大风，突然飙起，瞬间沙尘飞扬，天上白日也变为昏黄，及时关严实了门窗，但几案上很快就落上了厚厚的尘土，堆积如霜一般。出门行走，即使咫尺之间，也无法辨别对面走过的人的面目。这情景，就如到达鬼蜮一般。我想，凡是经历过敦煌沙尘暴的人，读着这首诗都会感同身受。在这样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受到大自然发怒时的狂暴力量，同时也感叹着人类的渺小。苏履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止是在写这场沙暴，在诗的末句，他将笔锋一转，开始感叹人心的变幻莫测。“呜呼！人心变幻不可测，因风吹火时诪张。安及天公长鉴此，不使肆口声如簧。”这与他在敦煌任上的经历有关，是那个“吹火诪张”“肆口如簧”的接任者让他产生了这样的感慨。
在另一首诗中，他又说道：“民俗无端呈气雄，争论半是醉颜红；比如一夜狂飙起，莫道终年少好风。”诗后，他有写下一段小注：“邑居民颇淳朴，惟饮酒后多滋事端，亦如此地大风，陡然而起，静息后乃属清明。”在敦煌待的时间愈久，就愈加的爱着这座小城。对风的脾性愈熟悉，也就不再在狂暴肆虐的风沙面前感到恐惧，这和敦煌人一样。在苏履吉眼里，敦煌人淳朴豪放好饮，喝醉之后，往往就如敦煌的大风，突然飚起，逞气争豪，但过不了多久，一切又归于平静，清明如初，天还是蓝汪汪的。看似已势不两立的双方又坐在了一起，再次聊着家长里短，说着生活的艰辛，共同举杯痛饮了，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那时的敦煌，和丹纳笔下的尼德兰很有相似之处，尽管细究之下，这里和尼德兰还有很大差别。清代移民初来时的敦煌，和嘉峪关内的城市相比，孤悬漠海之中，四面不是沙漠，就是茫茫无际、荒无人烟的的戈壁，每当大风沙来临，这座孤岛就在风中飘摇。和尼德兰一样，“在恶劣的地理条件之外，再加上酷烈的天时，几乎不是人住的地方。”而两千四百零五户居民，居然在这里生存了下来，他们依坊而居，并创造了独特的精神文化。“在这等地方，需要有深思熟虑的头脑，感觉要能听从思想支配，不怕厌烦，耐劳耐苦，为了遥远的后果忍受饥寒，拼命工作；总之是需要……一般天生能团结，受苦，奋斗的人。”环境在敦煌人身上深深地烙上了它的印痕，敦煌人坚韧地与严酷的自然抗争着。为此，他们在四野修筑了不少的庙宇，可以说，凡是有人住的地方都有庙宇。那些庙宇里，供奉着他们信奉的神仙。毕竟，他们的精神需要有所寄托，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需要有所缓解。而这样的环境也使得敦煌人更加团结，更加能受苦，更加能奋斗。所以苏履吉喜欢上了敦煌，他爱住在他敦煌衙斋的“藏拙居”写诗读史，他爱与一班文人士子在鸣沙山下、月牙泉畔吟哦唱和，他爱在党河水滨、观稼亭里看四野绣壤，老农扶杖，稚子携锄……
事实上，像苏县令笔下这样的风在敦煌并不多见，如果外来客恰好遇见了，那简直可以算是奇遇了！从另一个角度想一下，假如敦煌没有这样的风，鸣沙山或者雅丹地貌就没有形成的可能，甚或说，就没有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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